玄奘的西行与东归之路再考察

演讲人：刘屹 演讲地点：首都师范大学良乡校区 演讲时间：2025年4月

　　刘屹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敦煌学、中古宗教史、丝绸之路研究。在国内外各种专业学术刊物、论文集发表专题论文、研究书评、译稿等160多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9部。先后承担并完成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在研1项中宣部人才项目。

　　唐代高僧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和佛学理论大师，其西行求法历尽磨难，体现了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关于他的诸多话题，一直被学界及社会大众关注和讨论。

　　其中，玄奘求法经行的路线问题，不仅是其个人传奇事迹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认知古代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文化传播、商贸往来的具体而鲜活的个案。通常情况下，求法僧所走的道路也是古代商旅通行之路。如玄奘归国时所选的道路，就是和商队一起横穿葱岭。通过综合更多信息对“玄奘之路”做进一步的复原，既可澄清玄奘本人事迹中的一些以讹传讹信息，也可有力推进对古代丝绸之路特定路段的深入研究。

　　本次讲座希望充分发掘传世文献中尚未被重视的某些线索，结合各个时期实地考察者所提供的有价值信息，对玄奘求法的西行与东归道路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西安大慈恩寺。新华社发

　　玄奘西行为何要绕路

　　玄奘西行时，从高昌出发，沿西域北道向西，翻越天山后，到碎叶、千泉一带，然后再经粟特地区南下，进入吐火罗，过兴都库什山，进入犍陀罗地区，到达北印度。很多人都注意到，玄奘这样的路线走法明显是绕路的。玄奘归国后一度受到极大礼遇，特别是对佛教界具有巨大影响力，他所介绍的西域地理知识又具有权威性。因此他西行求法的路线选择，常被认为是古代中印间陆路交通的常规路线。如唐代僧人道宣的《释迦方志》就把玄奘西去经行草原再南下吐火罗、犍陀罗的道路，作为去往印度的“北道”；把玄奘从印度返国时所走的经葱岭、西域南道入河西的道路，作为“中道”。玄奘关于这两条路线的记述，还部分地影响到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皇华四达记》及《新唐书·地理志》。

　　但是，我们考察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中原汉地众多求法僧去往犍陀罗和中天竺寻经求法、巡礼圣地的路线，就会发现：他们中并无一人采取玄奘西行路线。除东晋僧人法显《佛国记》所记走印度河谷的道路外，《释迦方志》还记载了十几个批次的汉唐间求法僧赴印度求法之事。这些汉地僧人，或是走葱岭，或是走印度河谷，没有一个走北方草原的例子。这说明横穿葱岭（特定时期才会走上印度河谷道路）后南下犍陀罗，才是晋唐时期中印之间的常规性交通路线。

　　玄奘为何会走出这样一条明显绕远的路线？玄奘西行前，熟知法显等求法前辈的事迹，肯定知道他们所走的道路。但高昌王麴文泰盛情邀请玄奘到高昌，还为玄奘提供了丰足的国书、路费、护从等支持。这使玄奘从高昌出发后的西行路线，就已不再是其原本规划的路线。在进入北印度之前，还有两处是玄奘必须去的。第一处是千泉，这是当时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避暑的牙帐所在。当时西突厥不仅是葱岭以东西域北道诸国（含高昌）的宗主国，而且控制着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粟特和吐火罗。麴文泰希望玄奘先去见统叶护可汗，获得可汗的认同即可保证玄奘在西突厥势力范围内一路畅通无阻，还可获得西突厥官方驿马的协助。玄奘在千泉见到统叶护可汗，得到了上述所列在西突厥势力范围内的通行便利和安全保障。第二个必去之地是活国。统叶护可汗的长子、麴文泰的妹夫呾度设在此驻守。麴文泰请玄奘给自己在活国的妹妹和妹夫带去家书。玄奘之前与麴文泰已结为兄弟，对这一托付自然责无旁贷。千泉和活国这两处必去之地，就决定了玄奘必须改变以往交通路线，选择绕远的路程。因此可以说，玄奘西去道路的选择，有其个人选择的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性。

吐鲁番高昌城内佛寺遗址。资料图片

　　玄奘从哪条路线横穿葱岭

　　玄奘归国时，也是从活国出发，一路跟随商队，向东进入葱岭西端的达摩悉铁帝国（唐史称“护密”）。接下来，需要横穿葱岭，抵达葱岭东部的“朅盘陀”，即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开元年间唐朝势力最盛的时候，曾在这里设置“葱岭守捉”，亦称“葱岭镇”，是唐朝“安西极边之戍”。在这一历史时期，朅盘陀是“八帕”中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唯一一座规模较大的城镇，也是丝绸之路重要的枢纽站。在护密与朅盘陀之间，大体有三条道路，分别经行帕米尔高原上的三个湖泊。

　　第一条路，从护密出发，沿喷赤河—瓦罕河—瓦根基尔河一路逆流向东，河谷两岸多有村落或小的居民点，可以提供补给和歇脚处。这条路上有一个重要的村落——萨尔哈德。以此村为界，西侧属于“瓦罕帕米尔”，东侧属于“小帕米尔”。从护密东行，经萨尔哈德后，可抵达切克马廷库里（又称“小帕米尔湖”），之后再向东，折向北，就可抵达朅盘陀。萨尔哈德以东有两天的行程，是非常危险的道路，即《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悬度”所在。河谷中是湍流，只能在河北岸的半山腰羊肠小道上通过。大型驮畜通行此地非常困难，经常有人或驮畜失足跌落河谷，造成折损。但这条东西贯穿的道路，是葱岭东西两端间距离最短，且海拔落差并不很大的一条路。如果不带大型驮畜和沉重辎重，行人小心翼翼仍可通行“悬度”。

　　第二条路，从护密出发，先向北到“五识匿”或称“尸弃尼”，经过雅什库里附近的道路，走“八帕”中的阿利楚尔帕米尔，再从大帕米尔东端翻越萨雷阔勒岭，就可抵达朅盘陀。这条路相对比较平坦，但五识匿地区长期以来多劫掠过往商旅之事，行路并不安全。

　　第三条路，位于以上两条路之间，即从护密出发，先溯喷赤河东行，到基什特·兰加尔时，就转而向东北行进。这里是从大帕米尔流出的帕米尔河与从小帕米尔流下的瓦罕河汇流之处。由此开始转为逆帕米尔河东行，海拔逐渐从2000多米升至4000多米。大帕米尔当时几乎是无人区，其间有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湖泊——佐库里（又称“大帕米尔湖”）。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玄奘归国走的是经过大帕米尔的第三条路。理由有三：

　　其一，玄奘经过了位于“波谜罗川”的“大龙池”。“波谜罗川”就是大帕米尔。“大龙池”所在地虽有各种不同的推测，但将帕米尔高原各湖的地形、地势情况与玄奘对“大龙池”的描述相比照，只有佐库里能够符合。一旦认定“大龙池”在佐库里，经行其他两条道路的可能性就都不存在了。

　　其二，玄奘从天竺回国时，领受了戒日王送他的一头大象。从活国东上葱岭直到朅盘陀，这头大象一直都承担驮经之任，直至玄奘离开朅盘陀东下葱岭的途中，这头大象溺水而死为止。玄奘在带着大象东行期间，自然无法选择“悬度”所在的第一条路。如果不走萨尔哈德和“悬度”，也就不会经过切克马廷库里。至于雅什库里，并不处在东西方向的道路当中，玄奘即便走了五识匿地区道路，也不一定非要经过这个湖。

　　其三，比玄奘晚一百年左右，新罗僧慧超也从“胡蜜”出发，经“播蜜川”（即波谜罗川）后抵达“葱岭镇”。也就是说，慧超在经过葱岭回国时，走的路线与玄奘当年路线是相同的。慧超明确记载自己走这条路用了15天时间。由此推论，相同的一条路线，慧超走了15天，玄奘也应用时15天左右。从行路逻辑上来说，旅人在高海拔地区若有一条15天可以走完的道路可供选择，他就不会轻易选择比这条道路费时更长的路线导致旅行风险陡增。

　　因此，玄奘横穿葱岭时的道路是从瓦罕帕米尔的达摩悉铁帝国出发，经大帕米尔的大龙池，抵达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朅盘陀，用时15天左右。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德化白釉玄奘立像。新华社发

　　玄奘翻越哪个山口抵达朅盘陀

　　自19世纪以来，学界对此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议。目前有三种影响比较大的看法。

　　第一种是“明铁盖山口说”，这是最经不起推敲的一种说法。因为明铁盖山口的主要功能是南北向连接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与上印度河谷地区，并不是葱岭东西方向交通的必经之地。只要能够确定玄奘归途中经过了大帕米尔的佐库里，他就不可能再走到明铁盖山口。

　　第二种是“排依克山口说”。此说早年由斯坦因提出，近年再被学者实地考察而确认。即玄奘在出大帕米尔后，先向东南，翻越排依克山口，后经过卡拉其古河口的“公主堡”，再一路北上抵达朅盘陀。这里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玄奘在出大帕米尔后，为何要向东南方向走？第二，玄奘是否在经过“公主堡”后才抵达朅盘陀？

　　主张此说的学者，依据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言：“自此川（指波谜罗川）中东南，登山履险，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余里，至朅盘陀国。”出波谜罗川后东南行，只可能去翻越排依克山口；也只有这样走，才可能经过位于卡拉其古河、红其拉甫河与塔什库尔干河三河交汇处的“公主堡”。然而，玄奘弟子慧立和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记载玄奘出波谜罗川后的行迹却与此说不同：“从此川东出，登危履雪，行五百余里，至朅盘陀国。”玄奘到底是走“东南”还是“东出”？

　　这涉及我们对《大唐西域记》和《慈恩传》这两部书性质该如何认识。

　　从史源上来说，关于西域地理交通的情况，《慈恩传》撰写过程或许参考过《大唐西域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一定比《慈恩传》更具权威性和原始性。学界往往习惯按照《大唐西域记》来复原玄奘的行程，这其实是对《大唐西域记》的误解。这部书原本并非按照玄奘西行求法的行程先后来记录，它是把广义的“西域”按地理划分成区域，将玄奘本人经行时眼见耳闻的情况，与唐朝官方所掌握的西域地理信息糅合一处，呈献给太宗皇帝谋划统治西域策略的参考。《大唐西域记》的确有不少玄奘经行的痕迹，但真正体现玄奘行程先后经历的，则是《慈恩传》。《慈恩传》的“东出”，比《西域记》的“东南”更符合玄奘行程的实际。

　　不过，仅凭这两部书的版本、校勘信息，仍旧无法说清《大唐西域记》的“东南”是原文如此还是传抄致误。

　　无论是《大唐西域记》还是《慈恩传》，对葱岭路程的记述，都用“×百里”。对于这些“×百里”，我们并不能用唐里与现用公里数进行换算，那是得不出正确里程数的。因为玄奘当年横穿葱岭时，尤其是在一些海拔落差很大的路段，他无法测量自己每日走过的精确里程数。有过在高海拔地区旅行经验的学者大都认为，应将玄奘记录的“×百里”理解为“×日”，即在高原地区一天所走的里程，大约相当于现在20公里，即被估算为“百里”。例如玄奘记述从达摩悉铁帝国出发后经过“七百余里”到波谜罗川，可理解为玄奘从瓦罕帕米尔的西端出发后用了7天左右的时间到达大帕米尔的西端，之后用大约3天时间横穿整个大帕米尔，随后又用大约5天时间抵达朅盘陀。但是考虑到路途实际情况，玄奘如果走排依克山口，5天时间内是肯定到不了朅盘陀的。因为出大帕米尔东端向东南方向，先要经过小居民点吉什尔腊布特，其附近有一座海拔4400米以上的山口要翻越，然后才能抵达排依克山口，海拔也在4400米以上。由于相对高度并不算很高，翻越这两个山口倒并不是特别费时费力。斯坦因在1907年时曾按《大唐西域记》所记的“东南”走这条路。但从吉什尔腊布特出发，过排依克山口，再进入东西向的卡拉其古河谷，然后再折向北，至达夫达尔村，这段路计135公里左右。玄奘要在5天内保持每天27公里的速度才有可能完成这段路程，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达夫达尔村到塔什库尔干还有大约70公里。因此从时间和行路条件推算，玄奘是不可能走“东南”翻越排依克山口再北上朅盘陀的。如果玄奘没有走排依克山口，他也不会经过所谓的“公主堡”。《慈恩传》和《释迦方志》都未记载玄奘经过“公主堡”。玄奘虽然记载了“公主堡”的故事，并不意味着他自己一定要经过“公主堡”才能抵达朅盘陀。

　　第三种说法是“纳兹塔什山口说”。这种说法其实最早也来自斯坦因。斯坦因早年相信“排依克山口说”，晚年则改为“纳兹塔什山口说”。我现在也认为玄奘最有可能翻越的是纳兹塔什山口。理由有三。

　　其一，如前所述，从用时长短考虑，以上走明铁盖和排依克山口的选项，都无法契合玄奘在出波谜罗川后“行五百余里”（用时5天）到达朅盘陀的记载。

　　其二，在帕米尔高原探险考察的近代外国旅行者，多次提及位于塔什库尔干西南方向的纳兹塔什山口，认为它是当时人们抵达或离开塔什库尔干时主要选择的山口。斯坦因20世纪初在塔什库尔干地区考察时，认为塔什库尔干以西的辛滚沟夏季水量过大，影响交通，玄奘不可能由此经过。但当地人告诉他：当时此地一年有10个月都是冬季，而纳兹塔什山口几乎全年都可通行。这导致后来斯坦因改变了看法，认为玄奘当年是通过纳兹塔什山口到朅盘陀。

　　其三，纳兹塔什山口在汉唐时期一直是朅盘陀附近最重要的通行隘口。《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使登上葱岭后，要先后经过“大、小头疼山”“赤土身热之阪”“盘石阪”，然后才能到“悬度”。学者们对“大、小头疼山”有过一些臆测，但都没有和塔什库尔干附近的山形、地势联系起来。杜佑《通典》记载“头疼山”就在渴槃陀国（朅盘陀的异称之一）的西南方向。杜佑还引宋膺《异物志》说：这里夏天不可通行，只有冬天可以通行。揆之实际的地理，“头疼山”应是指从塔什库尔干出发，先沿今天的辛滚沟西行，再南行，就到达的海拔4400多米的纳兹塔什山口。离此不远还有一个拉赫恰克山口，也有商旅经行的记录。汉代以降的“大、小头疼山”，就应是指纳兹塔什山口和拉赫恰克山口。这两个山口在近现代之前是传统商队通行的主要隘口。现在这里夏季雪山融水水量很大，是因为千百年来帕米尔地区局部气候变化的原因所致。不能用现代的气候、水文条件，否定玄奘当年通过这里回国的可能性。

　　前述道宣《释迦方志》将玄奘东归的路线总结为“中道”，并将玄奘从西向东的路程，改写为从东向西的路程。这条路线上的每个地点，都不出玄奘的记载，甚至所用的译名，也都是玄奘的新译。道宣对“中道”的记述，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对玄奘东归路线的另一种记述。《释迦方志》将朅盘陀与波谜罗川之间的路程记作：“又西少南，登山冰雪，五百余里，至波谜罗川。”这是说从朅盘陀的王都出发，先向西，再稍稍向南，越过雪山，到波谜罗川。这段路全程五百里。这个记述正可从反方向上佐证前述玄奘在出波谜罗川后，应是直接东行，先抵达纳兹塔什山口，翻越山口后，先北行，再东行，就可抵达朅盘陀的推测。

　　因此，在汉唐时期“大、小头疼山”一直皆可通行的情况下，玄奘出波谜罗川后，没必要绕远去走排依克山口和“公主堡”，他应是翻越纳兹塔什山口后抵达朅盘陀的。这条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是向“东”，而非先向“东南”，再转向北。

　　玄奘如何东下葱岭

　　《慈恩传》记载，玄奘在抵达朅盘陀后休整了二十多天。这个时段玄奘的活动情况也长期被忽略。在休整期间的玄奘会不会四处游览朅盘陀国的名胜古迹？此地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如果玄奘要去“公主堡”，来回要走140多公里，这对休整期的玄奘来说也是对体力的极大挑战，因此推测玄奘很可能只是记载了“公主堡”的传说，却没有亲自到过目前我们认为的“公主堡”遗址所在。《慈恩传》和《大唐西域记》都提及了朅盘陀城东南三百里有一个“大石壁”或“大石崖”，据说这里保存着两个入灭尽定的罗汉的遗体。玄奘有可能为此而南下参访，然后再返回王都。但从路程来看，这一趟参访须用去他在朅盘陀休整时间的三分之一。

　　近年实地考察的学者对“大石崖”的方位提出新的意见。前提也是按照《西域记》的记载，“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认为玄奘是在从朅盘陀出发，东下葱岭的路途中，先向东南方向，经过了有两个罗汉遗体的“大石崖”。但细读《慈恩传》就会发现，玄奘记载罗汉遗体所在的“大石崖”，并不在他跟随商队启程东下葱岭的路程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玄奘要去的乌铩国（莎车）位于朅盘陀的东北方向，他为何要选择先向东南的路径？他所跟随的商队也不可能有这般闲情逸致，在忍受高原反应的同时坚持陪着玄奘在朅盘陀境内四处参访后再东下葱岭。

　　当时出朅盘陀王城往东南方向，肯定是有路可以下葱岭的。因为从于阗西上葱岭时，往往不用走到疏勒（喀什）就有多条道路，可以沿着从葱岭流下的河水的河谷，逐渐登上葱岭。这些道路中，就有从东南方向抵达朅盘陀的路线。但这样的道路却不一定会被玄奘跟随的商队人马所选择，对于商队来说由于时间和成本的考虑，除非往东北方向无路可走，他们才会选择先向东南。

　　借助《释迦方志》对玄奘东归路线的反向记载，可以推断玄奘在离开朅盘陀后，并不是向东南走，而是向东北走。道宣说：“从（乌铩）国城西度河，登葱岭东岗，八百余里至福舍。其地在四山之中。……又西南逾大岭，至朅盘陀国。”看来，乌铩与朅盘陀之间，的确有一个“四山之中”供商旅歇脚的“福舍”。这也是《慈恩传》和《大唐西域记》都提及的中途地点，应是玄奘确曾经过的地方。经过福舍后，需要“西南逾大岭，至朅盘陀国”。反方向来看，就是从朅盘陀王都出发，向东北方向翻越山岭，向福舍前行。

　　所以，玄奘在朅盘陀休整的二十多天里，有可能了解到“公主堡”的传说，也不排除曾经亲自出王城，跑去“三百里”之外的东南方向去瞻礼罗汉遗体的可能性。但当玄奘所跟随的商队正式离开朅盘陀时，他们选择的应该是从朅盘陀的东北方向离开，经福舍后去往乌铩的道路。

　　小 结

　　如何将历史事件落实到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去，的确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一旦玄奘东归的路线能够搞清楚，历史上经行葱岭的历代国使、商胡、僧侣、军队等人物和事件，就有了更为具体的地理空间和历史舞台可供讨论。对玄奘东归时经行葱岭道路的研究，必将推动学界对整个葱岭地区古代交通状况的关注与了解。

　　结合目前的考古、地理等资料，葱岭地区古往今来的地理、气候条件应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将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与帕米尔高原实际地理状况相比照的前提。但有两个因素值得重视：第一是地震。帕米尔高原本身就是地质板块挤压形成的，所以葱岭地区常会发生震级较大的地震。有时地震会将原有的道路破坏；第二是气候变暖。例如，与20世纪初塔什库尔干10个月是冬天相比，现在当地冬天只有8个月左右。即便如此，地震和气候变暖只会对葱岭道路交通的局部地区产生影响，却无法改变古代横穿葱岭道路的整体格局。

　　复原玄奘东归时经过葱岭的道路，离不开文献的记载。“行万里路”的实地考察，是印证文献记载的直接有效途径。但不能只把《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奉为圭臬，而忽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深入研读和理解。只有对文献记载有正确的把握和理解，才能不被文献的表层信息所误导，使艰险不易的实地考察最大限度接近玄奘道路的历史真相。玄奘求法过程中的交通问题研究，需要历史、地理、地质、气候、水文等各种知识背景的学者互相助力、协作，在这方面还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