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地理版图上，青岛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左联小组的重要据点，也是大批现代作家的寓居之地。青岛不仅为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相对安全、自由的空间，也成为作家笔下的独特风景，寄寓着他们的抗日之志与爱国之情。钩沉中国现代作家的青岛印象可以发现，他们在学校、书店、报馆，以笔为刀，以墨为锋，投身文学创作、诗歌运动、话剧公演、木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与其他地区遥相呼应，传播抗日救亡思想，构筑抗战文化共同体。随着文学的种子在青岛落地生根，这座城市的爱国主义革命薪火也代代相传。

青岛观海二路49号王统照旧居

　　先声：“还我青岛！”

　　1919年，在五四运动现场的声音记忆中，“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呼声最为强烈，传遍全国，震惊世界。走在大学生游行队伍中的王统照，“第一次感到群众力量的重大……人人怀着一片热爱国家的心肠，想把兴亡的时代重责毫不谦逊毫不犹豫的搁在自己的肩头”（王统照《“五四”之日》）。被称为“五四之子”的王统照，其思想也由此揭开了新页。

　　1921年，王统照与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发起成立中国现代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次年完成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一叶》。此后一发不可收，王统照成为《小说月报》《诗》等重要文学刊物的撰稿人，也积极介绍国外的新思潮与新文艺，出版诗集《童心》《这时代》、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号声》，主编北京《晨报副刊》的《文学旬刊》，创办《自由周刊》，倡导为时代切实要求的、为人生的文学。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阶段，青岛已然牵动作家心脉，1903年，鲁迅在评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考察报告时写道：“盖自利氏(李希霍芬)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以敏锐之眼发现了青岛与中国现代反帝革命的关系。作为文学史长河中的“风景”，青岛承载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作家的现实感受与家国想象，并以不同的形式与抗战文艺建立联系。

　　1931年，当“九一八”的炮火声响起时，王统照已定居青岛观海二路49号，他内心的时代意识与反帝爱国情感被激活，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断地回放东北之行的见闻观感。这还要从1931年3月说起，他应友人邀请到吉林四平代课两个月，沿途看到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后的东北原野、森林、山河，也看到日本兵用新式枪杀害中国人，目睹贪官乡豪榨取下苦不堪言的农民，感慨“处处风翻红日旗，残山剩水认依稀。博眼异语三千里，岂待他年事可知”（王统照《北国》）。

　　当东北沦陷于日寇的铁蹄，王统照坐在家中二楼依山面海的书桌前，望向远处奔涌的海涛、翻滚的流云，“化自然景象为思想，化思想为自然景象”，提笔将构思于东北之行的两部小说付诸笔端。仅用约3个月写完的《山雨》，被茅盾盛赞为“文学史上第一部坚实的农村小说”（茅盾《王统照的〈山雨〉》）。相比一气呵成的《山雨》，《热流》则几度删改，也正是这段曲折的修改之路，映现了王统照革命文学思想的成熟。从创办、发行青岛的早期重要新文学期刊《青潮》，到完成长篇小说《山雨》《热流》，王统照点亮了青岛在中国抗战文学地图上的火炬。他心怀对民族危机的忧虑与文化抗战的抱负，热心地扶助进步青年，资助在青岛读书的臧克家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为徐中玉计划出版的《芭蕉集》写序，帮助王亚平编校诗稿《海燕的歌》……受到鼓舞的青年，也饱含热力，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20世纪30年代《青岛画报》封面  

　　抗战中转地：“到青岛去！”

　　在青岛，革命精神如同生生不息的火种，播撒在一代代青年的心中。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青岛大学的学生俞启威、王弢、李仲翔等发起成立反日救国会、海鸥剧社、新文学研究会，寄寓救亡之志，践行爱国之情。为了抗战，他们到南京请愿，登台公演话剧，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青春的火炬在东方升起，抗战的“青潮”跃然于海上了。

　　放眼全国，自九一八事变起，日伪政权下的东北文人处境雪上加霜，面临写作的困境与言说的险境，尽管如此，左翼青年不顾生命危险，创办抗战刊物，宣传抗战思想。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却奉行“宁滥勿漏”方针，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加紧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机关，用暴力手段捣毁进步文艺组织，通过舆论管控压制进步思想。面临严峻的形势，大批左翼青年纷纷东西奔走，南北流徙。

　　当时，青岛因张学良与蒋介石复杂的权力博弈获得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又地处南北交界，不仅有胶济铁路及其联运网络，而且水运、航空皆便利，逐渐成为流亡作家、躲避国民党搜捕作家的中转之地。抗战时期，陈荒煤、孟超、刘芳松、王亚平、袁勃、沈旭、李劫夫、舒群、萧军、萧红、艾芜、柯灵、台静农等大批作家辗转至青岛，他们或进入报社、学校、民众教育馆、邮电局等工作，或短暂客居，预备再出发。

　　“‘到青岛去——’我心脏的跳动不平均了，虽然这检查早知道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天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啊！祖国！’”（萧军《在大连丸上》）。1934年逃亡路上的萧红、萧军对家国的归属感在彼时彼刻迅速生长。他们在观象一路1号安顿下来后，“下死劲写作”，也曾“徜徉在郁葱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因之成绩很好”（梅林《忆萧红》），各自完成了后来惊动文坛的《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从萧红、萧军住处向北走，走到广西路与龙山路拐角，是青岛第一家专营新文学书刊的荒岛书店。这里“出售大批进步书刊……它开阔人们的眼界，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进出出，买书看书的人很拥挤，成为荒岛上的新文化中心”（臧克家《战斗的集体》），又因为距山东大学、青岛民报社等地皆不远，备受附近师生、编辑等文化人的喜爱。书店虽名为“荒岛”，但文化氛围相当活跃。开业之初，请人帮忙写店招时，乔天华所写的4个美术字最受好评。正因如此，实为中共青岛青年委员兼左联党代表的乔天华与店员渐渐熟络，了解到书店老板虽是资本家，但对革命有同情心，平时把书店交给两位刚大学毕业的青年经营，遂将荒岛书店发展为传播抗战文化的据点。后来，周浩然等组织的“汽笛文艺社”、吕福田等组织的“海光文艺社”等社团都在这里开过读书会。

　　除了从北平、上海订购书刊之外，荒岛书店也着力推介青岛左翼作家的新作。沈旭的第一部诗集《黎明前奏曲》即其中一种，从版权页来看，这本书由“当代诗歌出版社”出版，地址在“无棣二路二号”。若有细心的读者按图索骥，会发现，那里其实是沈旭的住处。自编自印诗集，或是他为避免当局审查的曲线救国之策。1933年，《新诗歌》被查封后，沈旭与王亚平、袁勃等在青岛继续创办《现代诗歌》《诗歌新辑》《诗歌季刊》等刊物，并联合北平、天津、苏州、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诗歌社团成立“中国诗歌作者协会”，构筑抗战的广阔阵地。

　　然而，在如火如荼的文化活动背后，进步作家们的日常生活颇为艰苦，“可以把现款拿去印诗集，而让自己贫穷地在青岛友人处写作诗歌，可以为了写作而不一定久囚在职业牢里；可以兴味地做个报馆校对工人；可以住在朋友家里单吃稀饭过日；也敢各处奔跑，而且和各地的同好组织座谈会，朗读新诗”（蒲风《我为什么提出“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他们舍弃优渥条件投身创作，抗战之诗如星星之火，在山海之间闪耀。

　　青岛地处海隅，作家虽暂居青岛，却并不封闭。他们通过报刊、广播、通信等媒介，密切关注社会、政治、文坛动向。萧红、萧军与鲁迅的通信往返于荒岛书店与上海内山书店之间。鲁迅在第一封复信中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萧红、萧军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只要有时间，总是把信读了又读，从中获得“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萧军《青岛怀踪录》）。经由青岛，萧红、萧军终于驶向文化中心，成长为左翼文学以至抗战文学的重要作家。

　　往来青岛的作家在书店、学校、报社等文化空间流动，获取新知，联合多地的力量共同抗战；同时也在诸多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播撒了文学的种子。当年在青岛市立中学读书的黄宗江回忆，“萧军要我俩在他所编的副刊中出一种少年文艺周刊，就叫它《黄金时代》……我那时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什么诗歌、散文、小说都敢一把抓，还开始写了个多幕剧，叫做《光明的到来》，居然写的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发了两三期”（黄宗江《怀青岛 忆“荒岛”》）。正是参与副刊编辑工作的机缘，黄宗江后来加入中共党组织，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对青岛而言，到此中转的作家并非格格不入的外来者，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办报办刊等文艺活动，结交当地青年，建设左翼文化，传播新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种子落地生根，青岛也渐渐崛起，进入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1936年，《青岛时报》对山东全省木刻展览会及相关活动的报道

　　抗战文艺大众化：“谁的青岛？”

　　青岛不仅是现代作家抗战历程中的中转站，同时也成为他们笔下的独特风景。左翼作家在作品中深描青岛的德国炮台等殖民遗存，以反讽式、谴责式语词，或以浓烈的色彩等艺术手法激发读者的反帝爱国情感，形成与主流左翼文艺力学美感相呼应的风格。如“青岛多马车是一个特点，马车而用双马更不是在别处所能看见；这十足地表出了青岛的人有身份。坐在马车上爬坡缅怀当年德国皇帝的出巡，或者参加日本帝国的什么典礼”（王余杞《一个陌生人在青岛》）；“青岛是天之骄子，两难具，二美并：锦绣江山兼备物质文明，西方帝国和东方帝国相继为我们借箸代谋，着意经营的避暑胜地”（柯灵《岛国新秋——青岛印象之一》）……如此“青岛印象”固然有代入感，可是作为中国“失地”的青岛，谁人犹记？

　　抗战初期，作家纷纷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尝试创作为大众所接受的文艺作品。带着“易卜生之梦”回国后，洪深面对日本侵占东三省、进攻上海、出兵热河、承认伪满洲国等历史事件，深感所学戏剧理论于现实致用的无力。洪深复盘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电影，认为文艺要有合适的艺术手法，要反映抗战以来中国民众的反帝情绪的高涨与反帝斗争的实践，还要揭露不抵抗主义对民众的欺骗。

　　为此，1933年底，洪深以青岛故事为原型，从中国戏剧传统中汲取灵感，“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在剧中，青岛被德国、日本先后占领25年的历史，是遗老祝有为一家聚散离合、祝瑞芬和刘花匠未成眷属的不可剥离的底色。剧本开头勾勒了一幅画面，“青岛，即胶州湾，山富树果，海有渔盐，人民安居乐业，原是富庶安乐的地方”，“原是”一词，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当青岛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那段历史留给每个中国人内心的伤疤也慢慢揭开了。

　　1935年，《劫后桃花》由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的团队拍摄为同名电影，次年初上映，这是“青岛故事”首次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银幕。若读过洪深1934年10月发表的散文《我的“失地”》《留得青山在》的观众，能从电影中看到洪深的故事，体会洪家位于崂山的住宅“观川台”被日本人强占后，那无人与说的思父之苦与失家之痛。而委婉曲折的怀旧情绪之下，潜入心底的是对国家危难的担忧，如曹聚仁在评论中所言，洪深“明朗地在观众面前堆着一堆问题。……艺术作品的基点，就是要提供大众所关切的问题，使大众从作品中看到社会现实”（曹聚仁《东山随笔》）。恰逢一二·九运动落幕不久，电影海报写有“请看今日之青岛，究为谁家之天下”，一时间惹得群情激愤，一呼百应。从剧本、散文到电影，以青岛故事言说家国之思，表现民族忧患意识，在“反帝影片中的成功之作”（欧阳予倩语）《劫后桃花》中，洪深找到了自己的路。

1935年，《避暑录话》作者聚餐留下的签名

　　百川入海，涌动抗战“青潮”

　　论起文化氛围，青岛不若北京、上海等文化重镇那样浓厚，但对处于抗战之路的作家而言，“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中国任何的一个都市中到青岛来，你会觉得有另一种的滋味……这地方没有中国古老的文化，也许容易造成一个崭新的地方”（王统照《青岛素描》）。在崭新的地方，一切有新的可能。正如彼时文坛，不同文学立场的作家论争不断，势同水火，然而在青岛，各路作家互动颇多，甚至引彼此为精神同道，自谓“避暑者”——“一避溽暑，二避炎威”，收获了“阴霾灰暗的天空下黄金一样的友谊”。

　　在青岛，作家们大多傍海而居，海滨及其附近的山麓、公园也成为文人聚会的文化空间。这里不比北平沙龙文学的贵族质感，也没有上海四马路咖啡馆文学的神秘气息，海滨超越了室内空间的边界感，有形之中内蕴无形的开放性，野餐、饮酒、划拳等不拘一格的形式也冲淡了严肃感而更具休闲性。南渡北归之间，寓居青岛的岁月留给作家个人文学生涯的难忘记忆，纵使身处患难或低谷，回首时依然认为那是“梦做得最熟的时候”（吴伯箫《羽书》）。

　　1935年夏，“岛上的作家们曾接连多次聚会过，最后一次由洪深的提议创办了一个周刊”（袁勃《青岛文坛》）。这份周刊即《避暑录话》，共10期，由王统照、老舍、洪深、臧克家、孟超、王余杞、王亚平、杜宇、刘芳松、吴伯箫、李同愈、赵少侯12位作家共同撰稿，自1935年7月14日起，每周随《青岛民报》出刊。在青岛市发行量数一数二的《青岛民报》，是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的党报，但由杜宇、刘芳松、孟超等左翼作家担任编辑的副刊，却是另一番天地，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左翼青年表达革命理想的空间。如此一来，“避暑”作家不必顾及“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避暑录话·发刊词》）。在顺兴楼、厚德福等老字号酒馆，大家轮流做东，凭着“痛饮酒，熟读《离骚》”的豪情，快意纾解心中郁结的暑气。以文会友，不必顾及各自作风、情调、见解、立场与说话方式的差异，也就少了剑拔弩张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都市文学生态的谱系中，青岛无疑是独树一帜的。

　　1936年10月，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青岛，王亚平、袁勃、沈旭、杜宇、宋春舫、老舍、袁素瑜、赵庶常、凌达扬、张乐古、杨津生等80余人组成青岛市文化界团体，与山东大学的国文学会共同开会，商议定于11月1日分别在青岛市大礼堂、山东大学大礼堂举办追悼鲁迅大会，以鲁迅精神指引抗战之路，“依着他的指示和教诲，尽可能地学习着他那坚苦倔强的斗争的精神，踏着他已经走上而没有到达目的地的道路，叫醒着大家一同继续前进，不流一滴眼泪，不吐一声叹息，不惜任何一点牺牲，英勇地，坚决地，跟一切的恶势力斗争到底”（徐中玉《敬悼鲁迅先生》）。

　　其实，就在不久前的1936年7月，青岛文化界响应鲁迅大力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木刻版画是现代中国革命所需要的艺术，“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进步作家们借兰山路小学场地，举办了“山东全省木刻展览会”和木刻座谈会，并展出400余件木刻作品。24日，发行《山东全省木刻展览会特刊》，讲解木刻工艺、传播及其宣传效应等，选登了王绍洛《劫后》、李劫夫《黑夜的流浪者》等作品。这些作品以黑白分明的色调，表现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行径，行刀走笔，“把大多数人的动向及其吼声刻印了出来”（李劫夫《现阶段木刻运动之使命》），与文学作品、话剧、电影、漫画等艺术形式一起，肩负起国防与民族解放的使命，成为别具一格的抗战宣传媒介。天风海水之中，“青潮”涌动。

　　回声：“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时局的紧张，可以从海滩上洗澡人的减少来推断出来。深褐色的皮肤不见了。只白沙一片，和盐水打岸声”（端木蕻良《青岛之夜》）。随着卢沟桥的战火沿津浦线南下，日本军舰停靠沙子口海岸伺机登陆，暗云开始笼罩青岛，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离散风潮之一开始了。

　　“王剑三以七号携眷去沪，臧克家、杨枫、孟超诸友，亦均有南下之意”（老舍《南来以前》），匆忙地惜别青岛好友，老舍应该想起了自己写给《避暑录话》终刊号的诗：“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从此桃源萦客梦，共谁桑海赏天才？”战争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青岛当局准备实行“焦土政策”，于各处修建战壕。铺户皆闭，物价骤涨。白天号外频发，人心惶惶，晚上海寂天空，夜不能寐。

　　1937年8月，老舍乘火车到济南，后南下武汉组织“文协”工作。相比在青岛每日写两千字、一个暑假可以写十几万字的状态，南下3年间，老舍共写了约30万字，“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尽管如此，老舍与青岛友人“不但不因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为隔离而更亲密”，当他念及“和洪深、孟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诸先生常在一处”（老舍《怀友》），更称那是人生最难忘的3次聚会之一。

　　如老舍一般，在南行作家流离的屐痕上，很快便长出了记忆的青苔。“我尤其喜爱雨夜。青岛不常下雨，下时也不大，多的是溟溟濛濛。披件雨衣在身上，沿东方菜市绕个圈子，有时或略停一刻在荒岛书店”（徐中玉《忆青岛》），跟随山东大学迁至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的徐中玉，心中仍牵挂着留在青岛的校园。在抗战的号角声中流徙，作家的青岛印象亦随着时空的延展沉淀、发酵，化作经验与精神势能，照亮前行的路。

　　在延安，李劫夫开始谱写抗战新章，他为《歌唱二小放牛郎》作曲：“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曲中有画，曲中有情，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从青岛到延安，循着李劫夫的创作足迹，可触摸到抗战文艺发展的鲜活脉络。

　　1938年1月10日，青岛再度沦陷入日本之手。尽管大批文人纷纷离岛，但仍有十一二家报纸生存下来，共十五六个副刊，“有着不少希望的种子，迎着迫害和苦难在茁长”（黄耘《青岛的文艺界》）。年轻的黄耘全力组织校内外的进步青年开展救亡活动，为报纸副刊组稿，写作抗日诗歌。黄耘是谁？他曾在王亚平担任校长的黄台路小学读书，由此开始诗歌创作，“由于我的叔父和来青岛的中国诗歌会诸多诗人，如袁勃、沈旭、蒲风，经常来往，手边有中国诗歌会编辑出版的多种诗刊及诗集，尤其是王亚平在青岛出版的诗集《都市的冬》使我第一次接触到新诗。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面临危亡，当我读到《都市的冬》内《灯塔守者》的名句：‘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使我心灵激动，从此深深地爱上了新诗，与诗结下不解之缘”（黄耘《从开始抵达开始》）。在黑云笼罩的青岛，黄耘以新诗的精神抵抗日伪统治，召唤正义与革命之光，不正是文学最真切的回声吗？

　　摭拾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现代作家写在延安、武汉、重庆、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文字，不妨说，作家们以另一种在场的方式，承继青岛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念与决心，谱写壮美的新诗篇。在史与诗的交融中，汇聚作家们的青岛印象，我们能够看到一条别样的抗战烽火路，它与已有的抗战活动相互对话，相互补充，共同绘制出更完整的中华民族抗战记忆新图景。

　　如今，当你漫步到青岛的王统照故居门前，不妨想象“扶着陡直的栏杆，滑梯似的飞跃而下”的主人，与我们一起拾级而上，在望海楼的窗前吟诵：“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煌。不要惊惶狼狗的嗥叫，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更不必害怕这空前风暴，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王统照《你的灵魂鸟》）

　　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