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祥（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中华文化推崇对称之美，体现在文学上，便是文辞的偶对。先秦两汉文学中偶对已日渐增多，时至六朝，骈俪发展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修辞方式。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考察的正是这一文学现象，提出“四对”说：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其中“事对”乃“并举人验者也”，即并列对举前人事迹以验证作者观点。两事“并举”，虽取决于所表达的内容，但这种选择并非作者对“事”的任意使用，而是对所引人事有一定判断后，择取最为恰当的事典。因此，“事对”在艺术价值之外，还蕴含以往不被注意的文学研究资料。当我们考察汉赋纪事经典化这一命题时，“事对”艺术，因其“事”与“对”的双重特征，成为文士展现赋史认知的特殊途径，构成汉赋纪事经典化的重要一环。

　　六朝“事对”与汉赋纪事的接受

　　六朝去汉未远，奠定后世对汉赋纪事的基本认知。六朝“事对”也在确认赋家地位、凝塑故事内涵上，具有典范意义，极大影响后世文士的文学创作。

　　“事对”对赋家地位的确认，在《文心雕龙》中体现明显。如《神思》篇论“思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刘勰标举六事，可分为两两相对的三组：相如与扬雄，桓谭与王充，张衡与左思，并举之人具有相似的事迹与文学地位。其中，又以马、扬最具代表性。徐陵《谢赉麕启》：“臣昨既陪羽猎，仍宴上林，固谢长卿之文，弥惭子云之赋。”置身于宫廷场域中的徐陵，自觉与马、扬作赋相比较。虞世基《讲武赋》同样由马、扬引出自己作赋：“昔上林从幸，相如于是颂德；长杨校猎，子云退而为赋。”这种自我标榜，在杨素《赠薛播州诗十四首（其七）》中简化为：“上林陪羽猎，甘泉侍清曙。”马、扬作赋纪事的并举，确立了赋家宫廷作赋的基本行为模式。

　　六朝“事对”对纪事内涵的构建可以“贾谊”为例，集中于“年少才高”与“失志被谪”两点。“年少才高”体现在与终军的并举。孔融《荐祢衡疏》：“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用两典凸显祢衡年少、才高、志大。这种用法为潘岳、江淹、江总等人祖述，至隋代碑文便以“贾谊登朝之岁，终童奉使之年”凸显墓主陈茂年少入仕，成为赞颂套语。“失志被谪”则在与屈原并举中最为明显。孙万寿《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屈、贾在《史记》中同传，皆曾身处湖湘，二人并举客观上提升了贾谊的文学地位。

　　汉赋纪事在六朝“事对”中被浓缩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事典，促进了汉赋纪事的传播与赋家地位的提升。初唐类书《初学记》小类之下设置“事对”名目，是此艺术手法广泛应用的有力证据。唐代以后随着近体诗、赋的成熟，“事对”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六朝，征引汉赋纪事也更为复杂、多样。

　　唐代“事对”中汉代赋家的献赋与失志

　　面对六朝人确立的典范，唐人“事对”凸显汉代赋家献赋者、失志者两种形象。唐代献赋书写仍然盛行。如潘炎《漳河赤鲤赋》：“事称嘉瑞，匪琴高之所乘；诗有乐胥，似相如之献赋。”景龙三年（709），唐中宗巡狩途经漳水时见赤鲤腾跃，潘炎作赋颂美，自比相如献赋。令狐楚《汉皇竹宫望拜神光赋》：“备礼告天，帝既逾于孝武；观光献赋，愚窃慕夫相如。”则以汉比唐，叙写当朝典礼。可见在宫廷语境中，汉代献赋已成为唐人自觉的文化记忆。

　　一旦脱离宫廷，献赋书写又转向其他面向。白居易《及第后忆旧山》：“偶献《子虚》登上第，却吟《招隐》忆中林。”此诗作于进士及第后，正是白居易人生极得意处，他却转而吟诵左思《招隐诗》。淮南小山《招隐士》本是招隐出山，左思《招隐诗》则寄寓退隐之志，王子猷大雪夜吟《招隐》又有名士之乐。白居易将之与相如献赋并举，透露出唐人在出处进退时的矛盾心理。

　　唐代科举取士，大部分文士并不能像白居易一般顺利取得功名，因此，汉代赋家的落魄事迹令他们感同身受。命运坎坷的贾谊、桓谭、冯衍、崔骃、梁竦、赵壹等人姑且不论，即便是被视为“献赋”代表的马、扬，“事对”中同样不乏失志书写。骆宾王《帝京篇》：“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通过扬雄无媒境遇，彰显自己十年不调的无奈。杨炯《大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也将马、扬视为不遇代表：“扬子云之才藻，空疲执戟；马相如之文词，犹劳武骑。”唐代的马、扬相对，从赋学地位相等演变为精神内核相通。

　　唐人虽仍艳羡汉代献赋故事，且在宫廷语境中自比马、扬，字里行间充满参与帝国政治的自豪感，但唐诗中吟咏更多的是献赋无成的落寞，以及思考出处进退时的矛盾。汉赋纪事普遍被作为失志典故，与唐人产生心灵共振。

　　唐代“事对”中汉代赋家的名士化

　　唐代“事对”还将贾谊、枚乘、相如、扬雄、崔骃、马融等赋家与魏晋名士并举，塑造其符合唐人审美的精神特质，这与六朝对汉赋纪事的接受有一定关联。正如唐人仰慕魏晋名士，六朝人也将汉代赋家作为效法对象，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便将相如塑造为“越礼自放”的高士。唐人在“事对”中继承六朝精神风尚，促成汉代赋家的名士转向。以相如为例，“事对”中的名士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风神描摹。李白《对雪醉后赠王历阳》：“谢尚自能鸲鹆舞，相如免脱鹔鹴裘。”诗中自比谢尚之放达，暗将王县令比作叹赏谢尚的王导；且指出正因王县令的接济，得免如相如般卖鹔鹴裘酤酒。对风神气度的重视还体现在相如与卫玠、王献之的并举上。相如与卫玠的并举重在“貌”。如宗楚客《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人疑卫叔美，客似长卿才。”相如与王献之的并举则重在“神”。如张南史《早春书事奉寄中书李舍人》：“神清王子敬，气逐马相如。”

　　其二，疾病书写。从《史记》本传中的“称病”，到《西京杂记》所载因好色而得消渴疾，相如疾病书写皆未及饮酒。相如、文君临邛卖酒，以及《西京杂记》中相如卖鹔鹴裘为文君酤酒，才使相如与饮酒发生关联。在唐代“事对”中，相如“病渴”逐渐衍化为“渴酒”这一带有名士风度的癖好。杜甫《即事》将相如多病与阮籍好酒并举是这种联想的开始。白居易《酬令狐留守尚书见赠十韵》：“慵于嵇叔夜，渴似马相如。酒每蒙酤我，诗尝许起予。”相如“渴”的内涵已由“消渴疾”转换为“渴酒”。卢纶《酬崔侍御早秋卧病书情见寄时君亦抱疾在假中》：“元凯癖成官始贵，相如渴甚貌逾衰。”诗中征引相如渴病安慰崔侍御，显然并非指好色，而是通过与杜预《左传》癖并举，强调崔侍御与自己皆为好酒成疾。这种转换可归因于“渴”字阐释的多重性。罗隐《听琴》：“不知一盏临邛酒，救得相如渴疾无。”已将酒作为救渴良药。

　　其三，文才展现。许浑《和宾客相国咏雪》：“道蕴诗传丽，相如赋骋才。”谢道韫咏雪见《世说新语·言语》，相如赋雪出自谢惠连《雪赋》，许浑精准把握到两个事典高雅趣味。卢照邻《杨明府过访诗序》：“岂使临邛樽酒，歌赋无声；彭泽琴书，田园寝咏。”将相如创作歌赋与陶渊明作田园诗并举，显示对名士风度与闲适生活的追求。

　　“事对”深入参与了汉赋纪事的经典化历程。六朝“事对”确立了汉赋纪事接受的基本范式，唐代“事对”在继承六朝献赋、失志书写的同时，促成汉代赋家的名士化转向。而当唐人以时人与汉代赋家对举时，“事对”的文学史意义又演进一层。郑谷《蜀中三首（其二）》：“扬雄宅在唯乔木，杜甫台荒绝旧邻。”在咏叹扬雄宅时，郑氏并未以相如琴台相对，而是选择当朝典故“杜甫台”。贯休在阅读杜甫诗集时，也评价杜甫曰：“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当李、杜开始与马、扬并举，新一轮文学经典化历程又在“事对”艺术中展开。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