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锐（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党员质量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凝聚力、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转折阶段。面对民族危亡与革命发展的双重考验，我们党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经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组织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张力问题，实现了党员数量从全民族抗战初期的4万余人到1945年的120余万人的跨越式增长，同时确保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探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启示意义。

　　坚持广泛性与先进性统一，优化发展党员标准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员队伍建设上面临着扩大规模与保证质量的双重挑战。这一时期通过适时调整和优化发展党员标准，实现了党员队伍广泛性与先进性的辩证统一，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全方位推动党员队伍规模快速扩大。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组织发展困境。党的力量主要集中于部分区域，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组织力量的薄弱与抗战动员的迫切需求形成鲜明矛盾。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要求“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7页）。然而，党员规模的急速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组织的先进性。为解决这些问题，1939年8月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56页）。这一时期，我们党加大了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的工作。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763页）。此后，大批知识青年投身革命，成为党员干部的重要来源，大大优化了党员队伍结构。

　　在注重广泛性的同时，以严格标准保障队伍先进性。列宁曾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党员的先进性标准。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提出涵盖了共产主义信仰、革命利益至上、纪律遵守、决议执行、群众模范以及学习进步等方面的六项标准（《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42页），为衡量党员是否合格提供了明确尺度。对于不同身份的入党申请者，党始终坚持严格考察的方式。在农村、部队、工厂等各个领域，党都以表现优秀、思想纯正作为发展党员的重要依据。这种坚持广泛性与先进性辩证统一的党员发展模式，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本色，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锻炼互动，筑牢党员政治信仰

　　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提升，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塑魂”，更需要革命斗争实践的“淬火”。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武装与实践锻造的双重路径，筑牢了党员队伍的信仰之基。

　　强化理论武装，奠定思想根基。随着全民族抗战初期党员数量的激增，党中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与党性教育作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并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设置初级、中级、高级课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27~228页）。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下团结成“一个人”，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4页、第146页）。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错误倾向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在强化理论武装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加强实践锻炼，实现知行合一的价值升华。党员的实践锻炼必须坚持服务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在减租减息的工作当中，党员积极履行党员职责、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开展大生产运动，党员干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军事实践锻炼，积极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场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军事斗争能力，等等。这种锤炼路径有效锻炼了党员队伍的意志，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使政治信仰更加坚定。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发党员队伍内生动力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锻造党员队伍的重要方法。通过构建刚柔并济的管理体系，既以铁的纪律维护组织纯洁性，又以宽容厚爱的方式激励政治担当和积极作为，实现党员队伍质量与活力的双重提升。

　　以铁的纪律维护组织纯洁。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全民族抗战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规范建设和纪律教育。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实行党的法纪。全会也通过了诸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法规。基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的七大着重强调了政治纪律。七大党章将“四个服从”确立为党的组织纪律，成为每个党员最基本的纪律约束。针对违纪行为，党中央坚持普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是没有区别的，依靠铁的纪律与严的规矩，发挥警示告诫、惩罚威慑作用，如开除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刘力功党籍，严惩黄克功事件，彰显了“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这一时期，我们党构建起制度立纪、审查护纪、惩戒维纪的纪律监督体系，为党在极端环境中凝聚战斗力、赢得群众信任提供了坚实支撑。

　　坚持“审查与提拔并重”，激发党员担当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6页），生动地说明了严肃的纪律对整肃党风的重要作用，增强了党员对纪律的认识。党在严明纪律的同时，注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党员干部的问题，“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6页）。在干部政策上，坚持“审查与提拔并重”，在干部提拔上要求及时大胆提拔“政治上进步、来历清楚、有能力的积极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45页）。党开办训练班培养新干部，按照能力梯度任用，并强调“保存干部”思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8页）。这一时期，发现、吸纳、教育、提拔、培养干部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抗战胜利和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组织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