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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文辉
青海玛多县黄河源区扎陵湖畔所发现的石刻,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其引发争议,是情理之中的。有关石刻真伪的“外部”问题,比如气候条件、历史地理、环境交通、石质保存、文字雕凿、字体风格之类,还有专门性的历法问题,皆非我所能置喙。在此,我只是单纯从文本,即单纯从石刻铭文的叙述内容,来讨论这个问题。
依据公布者的释文,刻铭全文标点如下: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我以为,真正的疑点,是看似很普通的动词——“采药”。“采药”一词,在我们现在看起来,自然是古代的词语,但“古代”实有不同的古代,或者说“古代”在古人眼里实有不同的层次。简单说,“采药”这个词并不是那么古,照我的检索,它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
我利用了“识典古籍”和“搜韵·古籍检索”这两种数据库,来检索“采药”一词,发现它不见于上古经典,包括《尚书》《周易》《礼记》;也不见于诸子,如《论语》《墨子》《老子》等;不见于诗歌文献,包括《诗经》《楚辞》;也不见于史书,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甚至也不见于地理性质的文献,如《山海经》。更重要的是,“采药”根本不见于《史记》,事实上,它几乎也不见于所有的西汉文献,只在刘向的《列仙传》里出现了三次——但《列仙传》是否刘向所作,向来就有争议,也有作于东汉和魏晋的说法;到了东汉的《汉书》,才出现了几次:《郊祀志》三次,《地理志》一次,如此而已。因此,从“采药”这个词的使用来看,青海秦石刻遗存确实是可疑的。
有人指出,《汉书·郊祀志》里的“求神采药”之语,系出自西汉谷永的上书,他认为这“表明至少在西汉就已有‘采药’的说法”。检索《汉书》原文,略云“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谷永因之进谏,谏书里有这样的话: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
班固所引谷永上书,我们可不必怀疑,如是,则“采药”一词确已见于西汉。不过,谷永上书是汉成帝末年的事,成帝死于公元前七年,去西汉灭亡已不到二十年,而此时去秦一统天下仍超过二百年,故而“采药”一词的“长期缺位”,以目前所知仍是事实。
刘钊先生《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对我的“采药”晚出说有个回应:“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之说的,只是因文献太少,恰巧不见而已。”这个辩驳,不但避开了“采药”是固定词语这一点,更以“文献太少,恰巧不见”将问题模糊过去,是欠缺说服力的。我觉得词语是一个硬指标,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两百多年的时间,文献不可谓少了,不好说“恰巧不见”吧。
从目前所知的用例来看,大体在西汉以前,凡曰“采×”者,无论是“采芝药”,还是“采金”“采青”“采铜”,都是指在野外采集某种自然物,并且这个“×”是一种具体的自然物专称,而“采药”的“药”,却是人造物,并且是一种泛称;更重要的是,“采×”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字词组合,这个“×”可以是形形色色之物,是可以自由置换的,而“采药”却显然是一个固定的词语。因此,从语文性质来说,“采×”与“采药”不能等同,从“采×”到“采药”,可说是一种修辞的转换和跨越,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完成的。
关于“采药”的“药”是一种人造物这一点,又有人质疑,后世所“采”的那些“药”,明明得于野外,不也是自然物吗?我是这么理解的:“采”字本指采集各种自然物,而“药”字的本义,则是指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这种“药”是没法直接从野外“采”来的。正因此,早期的“采”字与“药”字才不会搭配成一个词。但到了后来,“药”字的使用渐渐泛化,其涵义也可以指“药”的原材料,也就是可以指自然物了,这个时候,“采”字与“药”字原来的“隔阂”就打破了,二者就可以搭配成一个固定的词了。总之,“药”字的涵义有一个前后变迁的过程,而“采药”一词的成立和流行,与“药”字涵义的前后变迁应该是约略同步的。
对于“药”字的具体使用情况,事涉琐细,我没有能力仔细梳理。但我正好看到包伯航先生的帖子《从中医文献学的角度,辨析“采药昆仑”刻石的真伪》,里面引用了沈澍农先生的论文《中医概念“方”“药”初义求真——以简帛“方”“药”用法为中心》。其主要结论是:秦汉时期的“药”字,主要指制成后应用的“药品”,不同于我们现代指药材的“中药”;即秦汉时的“药”字偏向指药品,基本不指药材;后世的“药”字偏向指药材,也指药品。“药”字由指药品转而指药材,这一引申使用发生的时间,大致是在东汉后期。对“药”字的词义变迁,沈澍农的考证结论相当明晰,这对于“采药”晚出说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二者正可互为印证。
“言有易,说无难”,我不敢说,“采药”晚出说一定不会有反证,但至少,“采芝药”或“采金”“采青”“采铜”之类,是不足以作为反证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采药”这个词可能早就存在,只是不见于传世文献而已。但“采药”并不是那种冷僻而很少使用的词,在神仙方术盛行的时代,它应该是一个流行词,可是,在《史记》这种体量巨大的书里,在同时代所有的文献里,都不见踪影,这怎么解释呢?难道汉代的作者竟那么心有灵犀,都故意不使用这个词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记录秦汉求仙的事,西汉末年的谷永用了“采药”这个词,而此前司马迁却完全没有用这个词,这个对照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总之,对于青海石刻来说,“采药”问题可算是一个语文学的疑点,一个重要而不易抹杀的疑点。
最后,关于青海石刻问题的这场争论,我的看法是:对于有争议、有悬疑的问题,有点像“开盲盒”,一时的结论如何,不是最重要的,认真提出自己的论据,提出自己的理由,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依据作者《从文本看“采药昆仑”石刻的疑点》等四篇文章综合而成)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30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