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艺新作·文学】

　　作者：逯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蘸火记》是山东作家牛余和最新创作的长篇抗战历史小说，讲述了鲁中地区章丘长岭山南麓尚邨英、梁铁峰、卢毓奎率领的三支抗日队伍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小说的名字呼应抗日战争民族叙事的宏大主题，与“战火”谐音，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群像，同时也引出章丘铁匠淬火铸枪、殊死抗战的故事主线，保留章丘铁匠“蘸火”的方言特色，彰显山东乡村景观叙事的地域风格。

　　作家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小说共计二十四章，开篇引用何苇杭的日记为序言，结尾也巧妙地借助她的日记收鞘，这就使得何苇杭具有贯穿全文的角色功能。作为形象立体、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何苇杭在小说中的主要身份是八路军政委。她在云南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路辗转回到家乡济南进行抗战工作，领导女兵小队完成出色的军事训练，并且在抗日作战中英勇杀敌。她身上具有的阳刚气质，暗合了被战争洪涛裹挟下中华民族不屈抗战的集体姿态，这是抗战大背景下个体投身战争的必然选择。不管是“儒匪”梁铁峰和独立旅卢毓奎选择与八路军大队长尚邨英团结合作，还是宋子辉被日军燃烧弹烧焦牺牲，以及何一钳明知有埋伏还坚持套取机密被枪杀，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背景下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也是抗战小说革命宏大叙事的基本英雄类型。

　　作为小说自始至终出现的核心人物，何苇杭身上还寄托了作家对战争中大写的“人”的价值追问。作者并没有将她部队政委这个角色设定进行扁平化和符号化处理，而是追加了她作为女师大学生、女儿、妹妹、妻子和母亲等多重身份。小说深入挖掘战争背景下她的情感世界，不管是上学时与尚邨英隐匿的师生情，还是与何一钳的事实婚姻，抑或面对弟弟辈宋子辉热烈追求时的内心选择，都具有革命女性身份之外的思想价值。当何一钳牺牲后，她要独自承受丧夫之痛，还要隐忍悲怆劝说夏侯雪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这种沉潜的内心煎熬在她被日军枪弹打中住院治疗时再次被放大。她所代表的是作者对抗日战争宏大叙事视野下个体情感体验与个人革命记忆的“微观史”书写。这种微观聚焦还体现在何如山、胖厨子、胖夫人和茜茹等人物身上。借助这些角色，作家尝试展现市井百姓在战火硝烟中的个体选择。

　　小说中多次出现何苇杭站在长岭山上看“金针花”的情节，其中第十二章中她试图劝说祁英与牛子分手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是都喜爱长岭山岩石缝里的金针花吗？我也喜欢，它们跟冷硬的玄武岩搭配得多么完美。可在当初岩浆奔涌的时候，别说娇嫩的花花草草，就是参天的乔木，也无可选择地为造山运动作出了牺牲，把自己的心愿许给了冷凝后的岩石。”何苇杭用金针花当例子，给女兵讲“既然在战争中选择了做一名战士，你就必须作出牺牲，包括自由恋爱的权利”的道理，其实同时也在诉说她为了革命而舍弃爱人和孩子的个体牺牲。何苇杭在民族危难之际抛小家顾大家的价值选择，映射了社会各阶层平凡个体在战争中舍小利顾大义的心理变化过程，同时也是战火中平凡人逐渐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新生过程，正如何苇杭在日记中所写：“在天下之至阴至柔与至阳至刚的缠斗中，锻件浴火重生，刚强与柔韧融为一体，生命铸入魂魄——我们的长岭山抗战就是这样一场以鲜血为介质的青春淬火。”

　　《蘸火记》的叙事主线是章丘铁匠何一钳、任先生、张先生等人配合长岭山抗日武装铸枪抗战的热血故事。小说离不开铁匠淬火的打造技艺，而书名之所以用“蘸火”而不是“淬火”，作者开篇就借助《何苇杭日记》交代了缘由：“章丘是铁匠的发源地，队伍里那些亦兵亦匠的军械师都把淬火叫作‘蘸火’，我觉得用这个章丘方言词描摹这一锻造工艺，实在更能传其精神。”作为一部抗战历史小说，《蘸火记》的一个鲜明特色是运用大量具有标识性的山东地域文化符码，构建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山东地域文化景观。

　　作为山东籍本土作家，作者选取他熟悉的鲁中地区济南市章丘区作为《蘸火记》中抗战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间，尝试借助地方叙事重写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为了强化这种地方性视野，他批量使用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俚语与节庆风俗，尽可能全面地还原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沂蒙精神”的历史生成场域。小说中大量使用山东方言俗语，比如“黑狗子”“方杌子”“高粱煎饼”“嫩棒槌子”“麻杆子雨”等称谓，还有“挂耷”“呲哒”“窝憋”“合该”“腻歪”“嚼咕”“撅搭撅搭”“心里熨帖”等动词，以及“狗皮袜子没有个反正”“萝卜不长在背（辈）上”“卤水点了豆腐”等歇后语，生动再现了山东人民淳朴实诚又略带憨厚的品行特征。小说还出现了具有指涉性质的文化地标与场景描绘，比如“鹁鸽崖”“石峪寺”“明水城”“芙蓉街”等具有济南公共文化空间性质的街道社区名称，同时出现“曲星河抖一抖，长岭山就动一动”的乡村故事传说，这些都是尚邨英口中的“民间伦理、世道人心”，指向一种集体记忆或民间传说。

　　集体记忆或者民间传说是“沉在民众潜意识深处的一种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人生态度”的具象呈现，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能在言语中传递并巩固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和民族情感。作者尝试破解乡村景观叙事对革命叙事的视野限制，所以有意深化“曲星河”民间传说故事的时间向度。小说第三章写宋子辉“仰脸看着头顶上弯弯曲曲的曲星河”，引发尚邨英和何苇杭对“曲星河”民间说法的讨论，由此引出何苇杭和夏侯雪对长岭村关于“所谓地上的文曲星、武曲星死后，都升上曲星河变成白星星、红星星”传说的质疑。但是当第十八章鼓手老张头在何一钳和梁铁峰的葬礼上说：“死去的两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是要上曲星河的星宿。”此时的曲星河成为何苇杭与夏侯雪思念亡夫的寄托，也承载何一钳、梁铁峰等人的抗日“英雄梦”。直到1962年，作者在《何苇杭日记》里写何苇杭带着革命后代重回故地为何一钳上坟时，不由自主地重新讲起长岭村关于曲星河的传说。冥冥之中，曲星河作为长岭山铁匠和革命先烈英勇抗日的见证者，它的传说也将借助何苇杭这个革命亲历者的“中介”作用，在年轻的革命后辈中获得历史传承和代际传递。

　　总的来说，作者对战争背景下大写的“人”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寻，以及对宏大革命叙事的地方性视野的有益尝试，是山东作家对当代抗战历史小说的积极贡献，也是当代作家对中国叙事逻辑路径的有效实践。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