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 镝】

　　作者：冯维江、张宇燕（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就“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相关重大改革举措作出专门部署。这为我们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引领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制度型开放作为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是中国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具备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不断深入推进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在深圳蛇口开山填海的炮声中，开启了最大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市场相互对接的新时期。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在不断对外开放中深化改革、克难奋进，发挥了体制机制改革探路者、试验田的作用，而制度层面的调整和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和要素开放规模的扩大，形成了量变引发质变、质变容纳更大规模量变的螺旋上升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制约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零和思维在世界范围内沉渣泛起，对中国顺畅参与国际大循环形成阻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部署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相继落地，通过制度型开放，对内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对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顺畅运转和高效相互促进保驾护航。

　　从理论逻辑来看，制度型开放是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目标和使命任务，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命题，超越了改革开放初期在制度领域以“引进来”为主、侧重于单方面调整修订国内规章制度以期同国际规则接轨的旧逻辑，是及时总结经验、提炼理论，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从学理上看，所谓制度型开放，正是将有形和无形的商品及生产要素的跨境市场化配置，建立在包括国内法规、国际协议等在内的一整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上的开放形式，对内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对外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确保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从实践逻辑来看，制度型开放是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深入演进的必然举措。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变乱交织成为国际形势新现实，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世界之变，主要表现为在世界格局演变大势所趋之下，特别是在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某些国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世界陷入大国冲突对抗的风险上升。时代之变，主要表现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突破，而相关治理能力跟不上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造成各国内部数字鸿沟加剧、全球技术领域大国竞争加剧的风险上升。历史之变，主要表现为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各自为政甚至集团对抗，还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合作应对共同挑战，避免陷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两种取向考验全人类的理性。制度型开放提供的可置信承诺，有助于弥补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是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必然选择。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7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