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佩林（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学系特聘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重大项目“孔氏族谱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孔府，亦称圣府，其空间范畴与群体构成存在狭义、广义之别。狭义语境中，孔府专指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大宗府第，其建造规制沿用中国传统的前堂后寝制度，是“衙宅合一”的典型建筑，与孔庙、孔林并称“三孔”。其间人物，除孔氏嫡裔及眷属外，还包括典籍、司乐、掌书、知印、随朝伴官等属官，以及承担府内各项杂役的佣仆群体。广义视域下，孔府外延更为宏阔，不仅涵盖“三孔”“十二府”，宋金元时期分布在曲阜、开封、衢州三地的衍圣公府，明清民国时期北京的衍圣公府，更囊括山东境内星罗棋布的屯、厂、官庄，以及冀、豫、苏、皖四省孔府祭田所在区域；其统辖群体，既涉及经钦拨、招募、投充等渠道纳入的庙户、佃户与应差供职者，亦包括散居四海的孔氏族人，地广人众，蔚为大观。本文所述孔府，系广义范畴之指涉。

　　孔府主人，乃孔子嫡系后裔。自汉迄民国，历代统治者崇儒尊孔，对孔氏后裔“恩渥备加”“代增隆重”，终成世袭罔替的“天下第一家”。孔府以“同天并老”之姿，超然于统治阶层的政治风云之外，不随王朝更迭而兴衰。诚如康熙年间山东巡抚刘芳躅所叹：“夫帝王之姓有时而易，定鼎之区有时而改，独孔子之阙里则与天地而长存。”（刘芳躅：《〈阙里广志〉序》，载宋际、宋庆长：《阙里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0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28页）这一独特性，赋予了孔府研究厚重的历史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孔府的研究价值

　　孔府文献以其内容形态多元、文化积淀丰厚、历史传承悠久，加之孔府在制度化儒家结构中的独特性，更因圣裔血脉衍生的文化象征资本，共同铸就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独特的研究价值，是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最为关键者，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家族传承与宗法制度研究的独特样本。中国古代整个社会结构以“家”为中心，如果从连续性来讲，孔氏家族绵延两千余载，谱系传承井然，超过任何一姓皇家，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然而相关研究却甚少，这一现象与其历史重要性形成鲜明反差。自公元前195年西汉高祖封孔子九代孙孔腾“奉祀君”始，经1055年宋仁宗封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首任“衍圣公”，再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封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其嫡裔封号或爵位或官职传承清晰有序。在家族内部，依托宗法制度，形成了严密的宗族组织与管理机构。其宗族体系的完整性和宗法制度的延续性，为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血缘纽带维系机制、家族家风文化传承模式等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样本，生动展现了家族样态在历史中的传承与演变。

　　帝制中国与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研究的典型范例。孔府作为“家族—官僚混合制”的典型，以血缘与“师—弟”关系为纽带，成为“圣裔群体”核心，而这一群体又关乎传统社会中士林阶层的稳定。职是之故，历代政权通过恩授爵位官职、钦拨土地佃户、颁赐礼器典籍、优免赋税差徭等方式加以厚待，既彰显尊孔崇儒之意，又借助其“道统象征”巩固统治、推行儒家治国理念，折射出传统中国道统与治统的复杂交织。而孔府档案中留存的大量官私文书，生动展现了明清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政权与族权博弈互动、尊孔与反儒思潮交锋的制度生态，对研究传统王朝时代与近代转型期的央地关系、文治策略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明清以降中国贵族地主经济研究的关键窗口。孔府作为中国历史上存续最久的贵族地主庄园，其经济运作蕴含独特研究价值。鼎盛时期，孔府土地达百万亩、佃户逾万家，地域横跨五省二十余州县，现存超十万件土地买卖契约、租佃票据和收支账簿等原始档案，翔实记录了土地交易价格、租额标准、经营细节及物产流通网络，为剖析明清至民国的地权分配、租佃制度演变及农业经济变迁提供了鲜活数据。其“官绅地主”的双重属性更具特殊性——档案中既留存国家赋税政策在基层的实践印记，也揭示土地兼并机制与基层市场网络的互动逻辑；而近代祭田制度衰落、屯集瓦解等相关文书，更展现了传统贵族经济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调适与转型。这些资料不仅是解读贵族地主经济形态的“活标本”，更有望重构北方区域经济史的解释框架，成为观察中国传统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窗口。

　　中华典章礼制的实物标本。端赖“圣门”地位，曲阜三孔、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孔府书院、朝廷诰敕、御笔匾额、御赐诗书、圣旨盒、孔庙祭器、孔林墓碑、孔府档案、孔氏家谱、孔氏刻书、孔府旧藏衣冠服饰、孔府家具、孔府餐具、孔府嫁奁、孔府印章等一大批可以触摸的“实物”得以保存下来。从这些实物出发，不仅可以窥见孔氏家族在当时的显赫地位，更能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礼制、文化、艺术及社会生活提供珍贵的一手资料。例如，明清诰敕与民国委任状可揭示中央与地方权力互动，祭器、服饰与衍圣公墓是承载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御笔匾额和碑刻反映了帝王尊儒的政治策略，而家具、餐具、嫁奁等生活器物则展现出明清民国时期社会的审美与工艺水平。它们不仅是儒家文化观念的物质表达，也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重构中华文明的历史细节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孔府的文献系统

　　孔府文献系统是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体系，至少涵盖十一大类目。其中，孔府档案、孔氏族谱和孔府碑刻构成核心文献群，是解读孔府历史密码的关键文本。这些文献与其他资料共同构建了层次分明、互为印证的学术研究网络。

　　孔府档案作为现存最完整的“家族—官僚混合型”档案文献，其主体珍藏于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时间横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计415年，覆盖三个历史阶段。它具有四大特征：一是规模庞大。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档案共9027卷（明68卷、清6538卷、民国2421卷），计约25万件，另有散档约5万件/套，数量居现存家族档案之首。二是内容完备。系统收录了政治（如袭封文书、奏折）、经济（如祭田契约、租税簿册）、司法（讼案卷宗）、文化（如圣裔教育、祀典仪规）等关键领域的文献，多维度呈现了衍圣公作为特殊贵族群体的运作机制与治理逻辑。三是地域覆盖广阔。突破一般州县档案的地域局限，近及鲁、冀、豫、苏、皖五省，远涉广东、江西、四川等地区，形成跨区域的文献网络。四是文书类型独特。档案兼具家族性与官衙性双重特征，既包含祭田管理、族务处理等私家文书，又保存了大量孔府同中央六部、地方官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形成“官私同构”的特殊档案体系，尤以衍圣公府与曲阜县衙的“府县同城”档案最具特色。除孔子博物馆藏主体档案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亦藏有相关档案，与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共同构成完整的孔府档案体系，为研究明清至民国历史图景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

　　孔氏族谱不仅是记录孔氏家族世系、人物和事迹的载体，更是其族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凭证。孔氏家族绵延千年，家谱纂修功不可没。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撰《阙里世系》，开孔氏合嫡庶而修谱之先河。此后，宋之孔端朝、孔应得，金之孔元措，元之孔淑、孔涛等族人赓续修谱事业，《孔氏族谱》《阙里谱系》等多部典籍相继问世，勾勒出家族传承脉络。明清时期，孔氏族谱编撰步入体系化、组织化新阶段。其历时之久、谱系之明、规模之大，号称“天下第一谱”。现存孔氏家谱主要有曲阜孔氏大宗主导合修大谱及流寓各地族人所修支谱：孔氏大谱包括明代天启年间，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及民国时期所修，共4部；孔氏支谱，含草谱在内，数量则逾725部，其中清代至少595部。这些见证孔氏家族历史、承载孔氏血脉记忆的家谱，散布于全球各地。其中孔子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等公藏机构珍藏尤多，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亦不乏稀世孤本。此外，还有家谱数据库、拍卖网站收录的电子宗谱，以及私人秘藏家谱等。这些数量丰富且珍贵的遗存，共同构建起庞大而多元的孔氏族谱体系，是研究孔氏宗族乃至中国宗族社会不可多得的文本资料。

　　孔府碑刻以曲阜为核心，构成独具特色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体系。作为“天下汉碑半济宁”的文化重镇，曲阜现存历代碑刻近万通，跨越西汉至民国，完整展现两千余年书法艺术与历史变迁。这些碑刻以孔庙、孔府、孔林为中心，辐射少昊陵、周公庙、梁公林、尼山书院等文化遗址，甚至田间地头，形成星罗棋布的文化景观。其类型涵盖墓碑、记事碑、祭祀碑、拜谒碑、墓表碑、题记碑、题名碑、御制碑、赋诗碑、铭记碑、宗谱碑、图碑等20余种，既包括帝王敕谕、文人题咏，也记录家族祭祀、地方治理等内容。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碑刻集群，不仅是书法艺术演变的实证，更是研究儒家思想与政治互动、孔府特权与皇权关系的重要史料，为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传承提供独特视角。

　　此外，孔子家族史志、后裔诗文集、衣冠服饰、祭器实物，以及方志、实录、正史、晚清民国报刊等八类资料，从物质文化、官方叙事、时代语境等多元维度，与三大核心文献群形成多重互释关系。它们或记录家族内部生活细节，或反映外部交往、社会历史进程，共同构建起全景式研究框架，为揭示孔府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解析儒家文化的传承机制，提供多层次、立体化的学术支撑。

　　孔府文献利用现状、存在困境与应对

　　如上所述，孔府文献作为承载儒家文化与历史脉络的珍贵史料，其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不可估量。然而，在当代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实践中，孔府文献的有效利用仍面临多重困境。

　　文献家底尚未全面厘清。孔府文献总体藏量的统计工作仍处于不完备状态，系统性梳理亟须推进。就孔府档案而言，管理部门虽已公开其卷数信息，但卷内件数长期处于未公开状态，导致档案实际规模难以精确界定。在其他文献类别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孔府碑刻的数量与空间分布缺乏全国统计，致使其文化脉络梳理存在缺环；流散于全球的孔氏家谱，其数量规模与保存现状尚无确切数据，严重制约家族谱系研究的完整性；而历代政权赐予孔府的祭器、图书等文物，其总量与现存情况亦缺乏权威记录，难以构建全面的文化遗产数据库，如此等等。这种家底不清的现状，已成为孔府文献深度研究与整体开发的基础性障碍。

　　文献整理与出版体系尚不完备。当前孔府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系统性、完整性与质量把控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在档案汇编领域，《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衢州孔氏卷）》等多部成果相继问世，初步搭建起孔府档案研究的基础文献框架，但这些出版物仅占孔府档案的极小部分；碑刻文献与阙里史志方面，已出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成》《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阙里文献考》《东家杂记》《孔氏南宗史料》《幸鲁盛典》等多部整理成果。但相较于研究需求，现有成果数量仍显不足，在体例统一与点校质量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完善空间。此外，部分文献虽被纳入《山东文献集成》《孔子文化大全》《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孔子故里儒门文献汇编》《孔氏南宗文献丛书》《儒藏》《齐鲁文库》等大型影印丛书，但收录方式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献的内在关联，难以充分释放孔府文献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效能。

　　文献开放程度有待提升。公藏机构所藏孔府文献的开放进程长期受多重因素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研究深度与文化价值传播。以孔府档案为例，学界与相关机构多年来持续推进整理工作，但受文物保护特殊要求、档案修复工作量大及数字化技术局限等客观条件制约，目前研究者暂无法获取完整文献资源。这种状态不仅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创新突破，也使得孔府文献难以充分发挥其在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等领域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为激活文物、遗产与古籍的文化生命力，推动孔府文献“活起来”，需凝聚共识、整合资源，重点推进以下方面工作：开展系统性文献普查，夯实研究根基。全面梳理孔府文献资源，精准统计孔府档案卷件数量，厘清孔子博物馆馆外所藏档案分布，系统考证孔府碑刻年代、内容及存藏信息，掌握全球孔氏族谱保存状况，核查孔府文物历史源流，梳理孔子家族史志版本脉络。通过细致普查，构建完整的孔府文献资源体系。实施分类整理工程，传承文献本真。以“应印尽印”为原则，以影印方式完整再现孔府档案等文献的原始风貌；聚焦孤本、珍本、善本及主题文献，运用严谨的校勘、标点与注释方法，形成规范、权威的整理文本，为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打造高端学术平台，深化理论创新。依托重点研究机构，组建多学科交叉的专业研究团队，以孔府文献为核心，开展重大历史命题的跨学科研究。推出彰显儒学特色、具有中国学术气派的精品力作，提炼本土原创的标识性概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保障。构建数字化研究体系，赋能文献活化。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孔府文献大型数据库。一方面，深入挖掘文献特性，构建多维检索系统，实现精准高效的文献查询；另一方面，引入“数字人文”理念，推动学术界、档案界与科技界协同创新，搭建资源共享的大数据与云服务平台，促进孔府文献研究的数字化转型与深度应用。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