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员）

　　编者按

　　海洋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海上贸易将全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重要的港口城市，承担了物流中转、商业服务等功能，亚洲地区也不例外。尤其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一些港口城市得益于显著的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参与海洋贸易，获得大量财富，甚至发展成为半独立乃至独立的政权，有学者将这类靠海洋贸易立国的政治实体称为“港口国”或“港口政权”。多年以后，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资源禀赋匮乏、开发能力不足、国际政治局势影响等因素，一些港口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这些港口的兴衰更迭，同样映射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本期文章选取东南亚地区的河仙、马六甲，梳理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兴衰历程，以期对近代港口的历史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17世纪60年代中国经历了明清鼎革，一些不愿意接受清朝统治的民众逃往海外。1671年，雷州人莫玖离开北部湾畔的家乡，渡海来到柬埔寨，而后在濒临泰国湾的河仙建立起独立性政权“港口国”，左右中南半岛的政治局势，在大航海时代的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鄚玖、鄚天赐经略“港口国”：政治、经济与文化

　　世居雷州半岛的莫氏是北部湾畔的名门望族，明清易代之际，南明政权与清军在北部湾沿海进行30余年的争战。1671年，莫玖17岁，“不堪胡虏侵扰之乱”，来到商人船舶聚集、贸易兴盛的南荣（今柬埔寨金边），获得真腊国王的重用，不久莫玖请求到下柬埔寨恾坎（即河仙）发展，被委任为“屋牙”（地方长官）。莫玖从今天柬埔寨磅逊湾至越南金瓯角沿海地区招徕流民，建立富国、陇棋等七村社，初步确立河仙政权的地盘。1679年前后，暹罗东侵，莫玖屡经离乱，一度被掳至暹罗。1700年前后，重回河仙，四方商民慕名归附。1708年，莫玖向广南阮氏称臣，阮主许为属国，名其镇为河仙，以莫玖为河仙镇总兵玖玉侯，莫玖改名鄚玖，以与越南名声不佳的莫朝相区别。

　　鄚玖统治时期河仙不断壮大，建筑堡垒，凿掘城壕，装备军队，确保境内安宁，成为中南半岛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他曾到西班牙人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学习西人施政及自强自卫之法。在经济上注意招集流民，采取轻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把境内土地分配给本地民众，提供农耕用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湄公河下游冲积平原大片荒地得到开发。18世纪中叶曾经游历越南的法国人波微说：河仙地区已成为勤勉之人民安居乐业之处，森林被开垦，荒土变成良田，从河川所引之运河四通于田间，而丰裕之收成予农民以充足之粮食，且为殷盛商业之货物。

　　1735年，鄚玖去世，终年81岁，他的儿子鄚天赐继承父业，执掌河仙政权，袭封总兵大都督、钦差都督琮德侯。河仙名义上属高棉，又向广南阮氏称臣，但是鄚氏自置官署，自辟幕府，自建军队，自主经济，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越史纲鉴考略》介绍“港口”“为我大南附庸，传子天赐”。鄚天赐曾自称“高棉王”。

　　17、18世纪西方人称河仙为Can Cao，清朝称之为港口国。《清朝文献通考》称“港口国”“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鄚天赐爱好文学，开“招英阁”，“招徕四方文学之士”，最著名的有十八位，时称“十八英”。法国学者保尔·布德说：“在鄚玖的努力下河仙不但变成一片可居地，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鄚天赐又进一步把它改造成一个文化中心。”

　　河仙的海上交通与国际贸易

　　17、18世纪，中南半岛湄公河三角洲-暹罗湾兴起西贡-嘉定、美湫、河仙、大城等新兴港口。河仙发挥濒临泰国湾、连接湄公河的河海联通优势，海上交通与贸易网络覆盖了湄公河三角洲-巴萨河流域、柬埔寨内陆地区、马来半岛东部沿海地带、廖内-林加群岛以及巨港-邦加地区，远及印度洋东海岸、东北亚的日本。

　　河仙鼓励自由通商，实施低关税，“招徕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商人被分为三类，赋予不同的经营业务：大商人经营长途贸易，中小商人经营本地贸易，官商则专营国家垄断商品和对外贸易。在鄚天赐时代，河仙被誉为“海陬之一都会”，“胡同穿贯，店舍络绎，华民、唐人、高棉、阇[~符号~]类聚以居，洋舶江船往来如织”。

　　河仙与日本、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均有贸易往来。1728、1729年，鄚玖曾派遣刘卫官、黄集官前往日本，与幕府打交道，获得对日本贸易的“信牌”（朱印状）。而河仙与中国的贸易多集中于广东、福建两地。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每年往来于广州与东南亚的帆船有30艘左右，其中85%~90%是广州驶往河仙港口与交趾支那，交易物品包括稻米、锡、藤条、西米、各种涂料等。1758—1774年，广州从东南亚进口锡79935担，其中从河仙港口进口24688担，数量仅次于巨港（47468担）。18世纪70年代，巨量的锡源源不断地从河仙港口运往广州，推动了广州锡器制造业的繁荣。

　　越南将暹罗湾及其以南地区称为“下洲”。河仙、暹罗与缅甸之间的传统交通路线，陆路从六坤（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府一带）、车加陆前往缅甸，海路则经阇婆、红毛(英国人)诸国海岛，穿越马来半岛东海岸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着马来半岛西海岸抵达缅甸。阮朝嘉隆八年推出《河仙与暹罗下洲商船税额条例》，可见“下洲”贸易商品种类甚多，有官府控制交易的金、银、象牙、犀角、豆蔻、砂仁、苏木、乌木、红木等贵重物品，也有丝茧、绢布、砂糖、沫糖、石块糖等紧俏商品。

　　“港口国”消亡：东南亚“非经典政权”之归宿

　　18世纪60年代河仙境内战事不断。越南西山阮氏政权崛起，广南阮氏屡吃败仗，颠沛流离。1771年，暹罗郑昭发兵攻陷河仙，鄚天赐被掳，后自杀。其后河仙动荡，昔日繁华荡然无存，鄚氏后人子泩、公柄、子添等先后被广南授予河仙镇守，但地位今非昔比。1808年，阮朝派官领河仙镇事，改变了“鄚氏世袭”的惯例，河仙纳入越南版图，“港口国”退出历史舞台。

　　东南亚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各种类型的政权和国家，长期受国际学界关注。有学者提出马来世界海岛地区存在爪哇式和苏门答腊式政治模式，以及“河流流域脉络体制”等理论，有学者发现室利佛逝和马六甲海峡地区政治中心、王国的首都常常在几个重要贸易港口之间转移，马来历史的政治是不稳定的，政权存在时间很少能超过百年。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提出15至17世纪东南亚港口城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或者成为某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发展成为半独立乃至独立的政权，这些靠海洋贸易立国的政治实体，可称为“港口国”。与此类似的是，美国学者万志英将马六甲等海峡政权归类为“港口政权”。

　　很显然，这些在政治制度与政权结构上“残缺不全”的政治实体，不同于传统大陆帝制国家的“经典政权”，可视为“非经典政权”。河仙“港口国”就是一个例子。17、18世纪鄚氏父子乘中南半岛动乱之机，立足河仙，建立起具有独立地位的“有海港的繁荣公国”，但两传就走向消亡，归根结底是因为河仙地区疆域狭小，缺乏立国的基础，特别是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本地缺乏丰厚的资源禀赋和足够的生产能力，过于依赖海洋贸易与海外市场，易受外围因素的冲击。而缺乏天然屏障的劣势，也使得港口国在柬埔寨、广南阮氏、暹罗等国家的夹缝中求生存。此外，河仙地区多种族、多宗教的社会结构，也很难建构起像“经典政权”那样大一统的政治文明、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缺乏坚实稳固基础的政治体经不起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冲击，东南亚多数“非经典政权”都有类似的命运，鄚氏港口国也不例外。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