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相达（大学生）

　　东峪的坡地，土硗薄而黄，攥在手里沙砾粒粒可数。这样的土地只认花椒和柿子，长不出颗粒饱满的麦子。花椒树带刺，生紫红的颗粒，它们从山脚漫到山腰。前年我给爷爷上坟，在坡地上被花椒的枝条勾伤了眼角，可我一点也不怨恨它们，就像东峪人从不怨这薄土——他们勤劳、善良、敦厚，闲时牧牛羊，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过得有滋有味。

　　爷爷栽这些花椒树时，还没查出脑瘤，树苗细得像筷子，栽在坡上摇摇晃晃。爸爸蹲在边上抽烟，对爷爷说，等它们挂果，娃就读初中了。然而树还没长到齐膝高，爷爷就走了。葬礼那天，我望着坡上的小苗，青生生的。懵懂的我还不懂离别，只知道以后没人帮我去够挂在枝丫上的纸鸢了。

　　伏天摘花椒，是东峪一年里最吃劲的活。天刚蒙蒙亮，坡上就响起铁剪子的咔嚓声。男人们挎着竹篮在树间穿梭，女人们戴粗布手套，指尖捏着椒串根部轻轻一拧，紫红的颗粒纷纷跌进篮里。刺是躲不开的，手上、胳膊上常划出道道血痕，然而没人当回事，歇晌时抹点“土糊糊”就对付过去了。

　　摘下来的花椒得当天晾晒。各家的院子里都铺开竹席，将花椒薄薄地摊开。太阳毒的时候，椒壳裂开细缝，麻香顺着风往邻院飘。最怕遇上连阴雨，那就得赶紧往屋里搬，将花椒堆在堂屋的石板上，生个小火炉慢慢烘。烘出的花椒颜色偏暗，卖价要低一成。奶奶总是守着烘炉，手里捻着花椒，多烘出些，就能让我多买支笔。

　　后来，我离开故乡，去市区上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有花花绿绿的零食，同学带的汉堡包夹着生菜和肉，咬下去软乎乎的。之后，我还见过更丰富的吃食。可我还是最喜欢用花椒调味的食物，那股子麻香钻到鼻子里时，心里是那么踏实，觉得比珍馐还美味。

　　有些地方把立秋定为花椒节，我们这儿却要等到白露。收花椒的贩子每年的这个时候上门，小货车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各家把晒干的花椒装进麻袋过秤，秤杆高高翘起时，主妇们的神情才松快下来。这些花椒多半被运到城里的调料厂，磨成粉，榨成油，成了千家万户灶台上的香。东峪人自己吃的，是挑剩下的碎椒。炖肉时抓一把扔进砂锅，咕嘟咕嘟的肉汤里飘出冲劲十足的麻，能多就两碗饭。

　　我小时候爱跟着奶奶去采摘花椒，然而常被刺扎得直哭。这时，奶奶总会抓把花椒放进我的兜里：“娃儿，闻着味儿疼就忘了。”然后，她让我蹲在原地不要乱跑。奶奶是怕我耽误她干活。卖花椒挣来多少钱，关乎我能否买新的文具盒和书包。

　　后来，奶奶被叔叔接到了县城，花椒园荒了半截。去年回去，最老的那棵树还在，枝丫枯了大半，树底却冒出几株新苗，嫩红的茎上已长了细刺。我摸了摸树疙瘩，粗糙得像奶奶皴裂的手。坡上的花椒树早长成了密丛，摘椒的人换了辈。放寒假的小侄正在给老树剪枝，说这树老了，结的椒少了，味儿却更足了。

　　我蹲在树下捡落椒，指尖沾着紫红的油，凑近一闻，那股麻香钻进鼻腔——记忆里伏天的汗味、奶奶的唠叨、村口过秤的声响交织在一起，萦绕于心头。

　　对东峪人来说，花椒并非登不上台面的寻常香料，那串串紫红藏着“汗珠子摔八瓣”所带来的踏实，藏着供娃读书的盼头，藏着走再远也忘不掉的乡愁——爷爷栽下的那些苗，如今早已爬满山坡，一闻到那麻香，就知道该回坡上看看了。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2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