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点】

跨界合作 尊重差异

作者：董宝厚（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作为中华文明的保存者和记录者，博物馆与美术馆都珍藏着丰富的历史与艺术资源。2023年，中国美术馆联合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四川博物院等博物馆，举办了包括“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在内的一系列展览，这些尝试正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相结合的体现，引发了热烈反响。其实，以往博物馆和美术馆之间一直存在交流，但从规模和体系上还未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在这里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共性与区别到底在哪，然后再去探讨它们是否可以“打通”的问题。

“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海报

　　博物馆和美术馆对物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在博物馆的语境下，会将藏品称为文物，一个博物馆重要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文物收藏的数量与质量。展览对文物进行展示，学术研究、讲解传播、文物修复等工作都是围绕展览展开的。博物馆依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对文物进行管理，对于什么是文物、什么不是文物、文物有哪些门类，都有比较充分而准确的认识，这成为博物馆展开一系列研究、收藏、展览、教育的基础，这与文物的美与否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相对于博物馆而言，美术馆的藏品可能更加多元化，其相关工作也往往是围绕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展开，目的更主要的是阐释作品中的“美”。

　　既然对物的认识不同，那么对物的展示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展览，也有不同的呈现。策划展览的过程中，博物馆和美术馆在理念上会有不同的侧重。每个博物馆，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省级博物馆都有基本陈列，指的是展览以历史作为依据，根据时间轴展开，重在把一定的地理范围内重要的历史事件用文物梳理清楚，强调基本的知识和逻辑。而美术馆可能更多地强调一种共情，让观众在情感上和作品产生交流和共鸣，从而启迪观众，成为社会美育的殿堂。

　　除了文物和展示理念之外，在展出形式方面博物馆和美术馆也有所差异。很多博物馆都会有基于馆藏的常设展览，持续时间很久，可以达到十几年，在内容上会缓慢地进行修订，但整体框架不会有大的改变。这种展览呈现的文物数量比较庞大，知识架构体系也比较磅礴，值得反复观看。相对来说，美术馆举办的临时展览会更多，展览作品题材新颖、种类丰富。

　　博物馆和美术馆有着诸多差异，但它们都具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近年来我们可以感受到，公众对于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博物馆和美术馆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展览数量和展览质量大幅提升，也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活动边界，在研学、传播、数字化发展、智慧博物馆及智慧美术馆的建设等方面有了很多新的举措。随着交流机制的不断完善，博物馆和美术馆之间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多，更加能够理解对方的诉求和侧重方向，也具备了跨界打通的经济条件。

“意造大观：宋代书法及影响特展”海报

　　当前，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高，两大文化机构的深度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近年来，馆际合作创新不断涌现。浙江美术馆在“意造大观——宋代书法及影响特展”中，联合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多家文博机构，展出宋元明清历代书法名家作品近100件，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汇集中国书法经典的艺术盛宴。

“丹青万象——齐白石和他的师友弟子们”展览海报

　　辽宁省博物馆与北京画院的合作同样具有示范意义。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多维度深入合作，充分共享藏品资料、展览成果和学术资源。这种合作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体验。2023年，辽宁省博物馆与北京画院联手打造的“丹青万象——齐白石和他的师友弟子们”展览盛大开幕，展出作品450余件，不仅讲述了齐白石将近一个世纪的艺术之路，更通过展示其与师徒、友人的关系谱，勾画出20世纪中国画坛的群像。2024年正值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纪念，辽宁省博物馆和北京画院又携手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湘潭市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进行五馆联动，以展览、文创、线上直播等形式传播齐白石的绘画艺术。

　　这种跨界合作，不局限于展览和文物的互通互借，还包含了社会教育、文化传播等一系列的产出，因而才能带来1+1>2的效果。博物馆和美术馆发挥各自的学术优势和专业特长，博物馆可以从文物研究、文献整理等方面挖掘展品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内涵，美术馆可以提供专业的艺术理论支持，对文物进行更好的美学呈现，着力策划出兼具艺术性和文物性的展览。这样一来，从文物保护到学术研究，再到公共教育和衍生产品，都会有新的火花随之产生。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馆际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馆际协作多集中于短期展览，缺乏长效联合策展机制与资源共享平台，资源互补性未充分释放，跨领域学术研究不足，公共教育功能局限，数字化应用滞后，等等。

　　对此，需要构建系统性的馆际协同机制。首先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应出台政策，鼓励美术馆、博物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合作目标、内容和方式，同时支持开展联合展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合作项目。未来，为了让这种融合更好地完善发展，我们还需要充分尊重差异性，理解对方的研究特点，让融合工作变得更有成效。例如，博物馆与美术馆对展品的展出环境有不同要求，博物馆的文物保存对储存环境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在展出的过程中对基础设施的选择较为谨慎；而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尺幅差异较大，形式类别也很丰富，博物馆的展柜布局框架比较固定，一些如超大尺幅或异形展品并不适宜在博物馆内展出。这对双方的融合互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好、更有趣的融合展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美与博相得益彰

作者：邓锋（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美术馆与博物馆都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从现行的隶属与管理运行机制来看，公立美术馆多归属文旅部门，以近现代和当代美术作品为收藏、研究的主要对象，挖掘与展示艺术价值，对公众进行美育；而博物馆则由文物局专管，藏品多为类型多样的文物与非遗，其展示价值侧重于历史、文化、科学等。细究美术馆的英文Art Museum，意谓“美术馆是造型美术的博物馆”，为博物馆（Museum）的分支类型。而在中国博物馆协会的诸多专委会中，美术馆专业委员会赫然在列。随着公众文化需求的丰富性提升，二者在功能定位上出现了更多的交叠与融合。如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于2022年提出博物馆的新定义，强调“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与“包容”在以促进当代美术创作的美术馆展示中则是屡见不鲜。

　　正是由于这种看似不同中蕴含着“大同”，美术馆与博物馆跨界合作的现象不断涌现。2023年，中国美术馆为庆祝建馆60周年，联合多家博物馆共同主办“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以古今对话的方式追溯写意文脉、弘扬写意精神。此后，“墨韵文脉”成为固定展览品牌，先后与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安徽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多家文博机构合作，或展示各馆馆藏精粹，或梳理画史中某一画科、某一画派发展脉络，或汇集多种文物类型、呈现区域文化艺术的总体特征，或着眼于书刻、绘塑之间的交相辉映，通过艺术之美直探文脉源流，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场。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全国博物馆馆长论坛中专门谈及，“博物馆之博，在于浓缩历史精华，美术馆之美，在于紧扣时代脉搏”，“博物馆的文物与美术馆的创造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因此，博物馆与美术馆合作，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这种“必要”与“必然”的合作现象还有很多：2024年，武汉美术馆和武汉博物馆联合打造“从八大山人到齐白石书画特展”，专设新媒体互动区，在让公众了解名家传承的同时走进“可观可游”的视听雅集；作为民营美术馆的代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也在近几年围绕“艺术之美”的视角，连续推出“文明系列大展”，包括“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文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山水有清音：安徽文化艺术大观”等，“以美串联时空”，通过古今一体的展览结构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而每次合作的博物馆均达到数十家之多。

　　以上数例仅是管中窥豹，但已足可显见趋势所向。作为一位美术馆从业者，笔者对这一趋势大加赞同。馆际合作首先是可以对相互间的馆藏资源进行互补整合，打通古今之隔，使起步晚、底子薄的美术馆在向博物馆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明晰自身的“艺术博物馆”定位，而非仅仅只是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馆，同时也可改变博物馆只做地方文明史的基本陈列的状况，将馆藏大量具有艺术审美的文物重新激活。更为重要的是，两馆合作将具备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组成策划团队，还可为人文艺术研究人才的融通打开一条新路。一般而言，博物馆学术研究重“实物”、偏知性解读，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文献爬梳，科学性、历史性的阐释是其关注的重点；而美术馆学术研究重“审美”、偏形式分析，在策展理念与展陈形态上都更具一种当下的在场感，有助于观者的直觉体验与沉浸参与。二者的碰撞会使展览策划的内容与形态更加立体多元。从更深层次而言，这样的跨界合作，既是研究深赡博厚的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对于人文社科间某种程度上的分离隔阂也有纠弊之利。同样的，对于两馆合作的公共教育来说，可以借鉴彼此的教育理念和资源，拓宽教育视野和内容，开发出兼具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教育项目，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教育合力。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永远奔腾不息的河流，无法抽断。博物馆浓缩历史之“博”，正是美术馆映照当下时代之“根脉”所在。对于当下中国艺术发展而言，在开放自信的基础上，一则是要坚定渊源有自的文化立场，二则是要深入挖掘探索文博之美，使和合的东方文化之美更好绽放，而博物馆与美术馆的跨界共生正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与可能。

　　当然，从目前两馆合作的开展状况来看，当下只是一个起点，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与困难。比如有的合作只是简单的藏品互借，以几件名品为噱头，既无优秀的学术策划和展览逻辑，也与所借馆方的办馆理念与藏品资源无甚关涉。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互补、打通都无法有效展开。从现实层面来看，也还存在着两馆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问题，另有诸多管理运行和学术理念上的差异问题，如博物馆严格的文保意识与保护措施、筹展与展期的长时段化、宣讲教育侧重历史性与故事性等，而美术馆展场普遍为“白盒子”，设施硬件有待提高，长期处理架上绘画的设计意识和手法如何转化到与多材质的立体器物相契合，公共教育在以美育人的同时又如何兼顾以美启智，等等。

　　但正如我们常说：差异产生美。也正是基于差异，才可能形成真正的交流合作。只要美术馆与博物馆在明确且坚守自我主体职责的同时，能够包容开放、取长补短，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流变中探寻合作的契合点，以健全的合作机制为保障，以融贯的学术研究为根本，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合理运用现代科技，创造独特的展览氛围和体验场域，两馆间的和而不同、跨界共生在带给全社会公众多元文化享受的同时，也必将推助两馆承载的中国文艺走向更新的繁荣发展。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