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咏红，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武汉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略转折的关键节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美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基础上，以多种方式进行抗战全民动员，对完成由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的战略转换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中曾出现悲观迷茫的情绪，为此，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于当时的“速胜论”“亡国论”进行有力的批驳和回击，提出中国抗战既不会“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而是持久抗战，必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对战争形势及其演变作出正确判断，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他在《论持久战》中尖锐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他强调“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这个政治上的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第513页）。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这些理论为政治动员的指导思想，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努力发动民众、扩大动员范围、创新动员模式、全力援助抗战，为武汉抗战、实现战略转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发文指出，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是“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1938年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的抗战政治动员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二

　　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组织严密的动员体系，动员效果显著。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这些成为中共在国统区进行政治动员、广泛发动组织民众的重要平台。长江局领导行业党委和地区工委等开展斗争，如工运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长江局领导的政治动员组织网络，除了公开团体还有地下党支部和特别党员。公开团体包括青年救国团、蚁社等30多个，大多数公开团体都由中共党员主导或领导。严密的组织体系，使得团体内部能够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政治动员效率很高。例如，青年救国团从成立至1938年8月的七个多月时间内，在武汉发展了1.2万名团员，建立了200余个外围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等）。团员们帮助各地政府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不辞劳苦地奔走在城市和乡村，“担任着合作社的委员，乡村工作促进会的会员”（《武汉抗战史料》，《七月来的青年救国团》，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页）。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后，大力开展药品和军械的转运、人员输送、情报收集等重要工作。

　　武汉总动员委员会为中共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又一个重要平台。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外围时，《新华日报》即开始不断发表社论督促政府建立动员民众团结抗日的机构，并“希望吸收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代表”（《新华日报》，1938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武汉总动员委员会于1938年8月成立，其后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公布了《民众团体高级组织法》，这为中共在民众中广泛进行抗战政治动员提供了合法合规的组织渠道。中共在武汉建立的青年救国团、蚁社、妇女战时服务团等群众团体，都担负着政治动员的任务。这些不同类型的爱国团体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前提下广泛发动、组织民众，使得年龄层次、文化程度不尽相同的爱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救亡团体，每个团体也都有自己的动员专长和特定目标，因此动员效率高、动员范围广，在更大范围内使得广大民众了解并认同中共的抗战策略方针，切实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中共基层组织及公开团体的政治动员拓展至保甲等基层层面，具有较强的动员效力。青年救国团动员青年参加抗战，成立后七个多月时间内就有至少200人考入军事学校。汉口蚁社在8个月内发展社员369人。此外，还有青年抗敌协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抗战教育研究会、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等团体也在广大群众中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抗战政治动员。

　　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机构进行抗战动员。当时，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郭沫若为厅长，这就为中共进行公开的抗战政治动员提供了有利条件。向全国和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并争取支援，是“第三厅”的重要任务。为此，“第三厅”举办了七七献金、抗战一周年纪念、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等宣传动员活动，不仅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报国志、支援了抗战前线，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七七献金活动中，全国各地的民众和武汉人民表现出极大热情。武汉五天献金约一百万元，再加上物资捐助，总计捐献金额近二百万元。活动中，“（民众）对于抗战救国事业，发挥了自觉的积极性，与伟大的英勇精神”（《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第三厅”还组建了负责抗战政治动员的各类宣传队，如演剧队、放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等。

　　从国际层面来看，为了战胜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中国需要最大程度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武汉当时是中国抗战的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国记者、外交官等人士的关注。当时驻留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有120余人，其中许多国际友人成为中国人民坚定的支持者和真诚的朋友。为了争取国际力量援助中国抗战、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8年4月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外宣传与动员。通过积极联络，白求恩率“援华医疗队”来武汉面晤周恩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与长江局接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表示要“援助中国”（《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此外，包括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在内的一些在华日本人积极投身反战活动，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美国友人吴德施将筹集的10万元交给八路军；斯诺、史沫特莱、艾黎还与相关部门商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办厂计划；美国、越南等地的华侨也向八路军捐献物资及慰劳致敬；荷兰艺术家伊文斯于武汉抗战期间深入前线，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亦称《1938年的中国》）以支持中国抗战，其后他又将摄影机及其他摄影器材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至延安，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战。

　　三

　　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和主人翁意识，组织群众集会217次（单场最大规模5万人），募捐法币380万元（折合黄金1.2吨）；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发展救亡团体会员超30万人。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奠定了持久抗战的坚实基础，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输送大量有生力量。中共通过宣传报道和动员的方式鼓励民众根据自身条件加入抗战大军，“武装十数万的工人、数万的难民、及近郊百万的农民”（《新华日报》，1938年6月14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帮助成千上万的爱国者参军参战，学生及工人们常常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以集体形式到抗日前线，“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追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男女老少齐动员，为抗战添砖加瓦。孩子组成了“孩子剧团”，妇女组成了医疗队、担架队。抗战一线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补给。

　　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为前线捐款捐物。前线药品需要量很大，中共调派人手用七七献金集资款从香港购买了大批药品送往前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转运了大量药品、军械等物资，有力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给，并设立了秘密电台保障抗战情报的畅通无阻。为了保障前线将士供给，减少非战斗性减员，党开展了缝制棉衣和捐献棉衣活动，为将士们送去“温暖”。此外，还不断报道前线的英勇事迹，组织民众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置办慰问包，在精神和心理层面给广大将士以慰藉与鼓舞。

　　夯实了持久战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方式灵活多样，呈现为全方位立体式，且动员规模大、范围广，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宣传了党的抗战主张，扩大了在国内及国际的影响力。通过抗战政治动员实践，宣传了持久战的抗战主张，培养了一大批觉悟高、能力强的民众动员人才，以这些骨干为支撑搭建起城乡抗战政治动员模式和网络，使得党的正确抗战方针策略在政治动员中得到贯彻执行，使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认同中国共产党及其正确的抗战主张，推动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理论的贯彻执行，为坚持抗战汇聚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