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笔者在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的抄本类碑铭文献时，就已开始留心莫高窟保存的唐代碑刻；之后在对《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铭》等碑铭的研究过程中，更加重视对敦煌相关金石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深刻体会到系统搜集整理敦煌金石碑铭文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开始专门培养学生从事金石碑铭的整理研究。此后，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汉唐碑铭整理研究”与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先后获批立项，更多成员随之加入整理研究敦煌相关碑铭的队伍，推动相关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本文基于笔者及团队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试就敦煌汉唐碑刻的历史价值略作阐释。

  敦煌碑铭类文献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敦煌写卷中的邈真赞、墓志铭、修功德记、人物赞文等抄本文献；第二类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碑刻拓片；第三类是各地出土的与敦煌相关的石刻文献，如敦煌现存的《大历碑》等，以及外地出土的《裴岑纪功碑》等。关于敦煌抄本类碑铭的著录研究，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1992年出版《敦煌碑铭赞辑释》，后又不断增补丰富，于2019年出版《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收录碑铭总数达210余篇，是目前学界收录敦煌抄本类碑铭最全的著作之一。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拓片仅有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碑》、柳公权《金刚经》三件，被相关研究者所宝。而关于第三类敦煌相关金石碑志，目前尚不能明确其总数，但通过对当今所能见到的金石图籍、文集方志、数据库等多渠道的全面搜集整理，我们对敦煌相关金石碑铭可有总体把握。

  笔者团队全面收录了与敦煌相关的自汉至唐的金石碑铭文献共计252件，收录原则为：首先是敦煌本地保存或出土的金石文献；其次是外地出土的在敦煌做过官的人物的相关碑志；再次是籍贯或郡望为敦煌，但迁徙到外地居住者的相关碑志。上述诸类中有相当部分的金石文献为首次刊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现存的敦煌晋唐碑铭保存在敦煌莫高窟、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地，尽管过去也有著作收录部分敦煌晋唐碑铭，然目前尚无将敦煌本地出土及现存的晋唐碑铭搜集完全的著作。我们收录了1944年西北科考团在大方盘城遗址附近发现、现藏北京大学的西晋《乐生碑》，还全面收录了敦煌晋唐碑铭的特色代表北凉石塔、2015年敦煌出土的《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及《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武周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等敦煌名碑。

  敦煌文献属出土文献，自藏经洞发现以来，罗振玉、陈寅恪等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结合正史文献，以“二重证据法”考证了唐五代历史研究中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出土文献对历史研究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金石文献同样是一类重要的出土文献，随着城市建设而大量出土。新出墓志作为深受学者关注的一手史料，对它们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进展。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已知的北朝隋唐墓志进行汇总编目，使我们能够得窥大概，据吴炯炯等学者的统计，目前仅唐代墓志总量就已超16000种，且仍在不断出土和刊布，这一体量相当可观。金石碑铭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史学、文学、文献及艺术等诸多方面，对历史研究而言，金石文献所载内容对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宗教史、边疆史、人口史、民族史、历史地理等均具有参考价值。具体来看，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敦煌碑铭文献丰富与补正了传世文献对重要历史人物、史实的记载。首先如历史人物履历性史实，一篇墓志就相当于一个人物的传记，汉唐虽有千余年的历史，但在正史上能留下记载的人物却并不多，因此出土碑志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让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一些历史记载较少的历史人物。出土碑志对史传可补充的内容很多，如初唐的令狐德棻、唐高祖的曾孙李福嗣等，碑文不仅勾勒出他们的生平，也补正了正史中如生卒年、籍贯等诸多讹误。再者，敦煌碑铭中包含对汉唐时期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价。如《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汉敦煌长史武斑碑》记录了永和年间汉朝对匈奴的同一场战事，与《后汉书》载此役“汉兵不利”的记录不同，《裴岑纪功碑》载：“惟汉永和二年（137）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我国在西域地区置吏，至西晋时尚与汉世一脉相承，所以能守而弗失去者，正赖互有胜负，若如《后汉书》所记，汉与呼衍王之战，几皆有败而无胜，殆不然也。此外还有《皮演墓志》所载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诸多举措，《李绍墓志》中有隋初对参与大兴城营建人员的记载，敦煌文献P.2640《常何墓碑》《索玄墓志》等对唐初玄武门之变细节的记载，众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在敦煌北魏隋唐碑铭中均有所体现。

  敦煌碑铭文献见证了汉唐丝路民族与宗教文化大融合的场景。首先是长时段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胡族因朝贡、经商等原因，沿丝绸之路进入华夏并逐渐定居，开始接触汉文化。至迟从北魏开始，众多胡人通过伪托华夏祖源的墓志书写方式，试图以虚构的家族历史融入华夏民族的历史范畴中，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转为主动。总体而言，华夷同祖的观念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在各地出土的敦煌胡族墓志中有所体现。如隋代柔然贵族郁久闾可婆头的墓志就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志文载其为“京兆长安人，其先出自卫国楚公子闾之后”，与郁久闾在《魏书》中记载的得姓之由迥异，显然是隋唐时期部分柔然贵族在汉化过程中的一种刻意行为，但是据志文后续所记的家族世系又能看出其家族明显的胡族属性，志主在柔然政权覆灭后，历仕多朝，其身份官职的变化，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融合的政治策略。其次是碑铭中佛教史料对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辅助作用。利用石刻资料来进行佛教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趋势之一。我们在此前整理研究武威汉唐碑铭之时，就曾发现其中多有涉及佛教信仰的内容。敦煌汉唐碑铭中同样包含不少有关佛教史料、佛教人物的记述，对佛教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多有裨益。高僧墓志丰富了我们对其生平和佛教传播发展的认识，如北魏高僧惠猛的墓志，其人在《魏书》中仅简单提及，但通过志文我们明确了惠猛“缘姓阴氏，敦煌人也”，并推测出他的大致生活年代为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帝时期；又如《续高僧传》中记载的隋代高僧释童真，其墓志内容对史料中所载的籍贯、卒年等起到了纠谬及补充的作用。而《敦煌董夫人墓志》《敦煌罗璋夫人米氏墓志》等皆为研究佛教在汉唐时期民众社会生活中重要作用的鲜活案例，是生动真实的佛教史料。

  敦煌碑铭文献对中古文学、艺术史研究有所助益。首先是隋唐文学史方面，敦煌汉唐碑志的撰文者，有些本身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因此一篇碑文或志文就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其中辞藻、典故、音韵等知识的运用，无不体现出古人高超的文学造诣，对于研究他们的文学风格演变等都具有一定帮助，还能够补《全隋文》《全唐文》之不足。石刻中所记载的唐人文章，不见于史者可补史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左者，鉴于刊刻年代靠前，多能纠误。敦煌隋唐墓志中记录志主的交游情况，还能丰富隋唐文学史的研究内容。例如，“初唐四杰”之一杨炯撰文的《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名相张说撰文的《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赠凉州都督郭知运神道碑》，以及元稹撰文的《唐检校兵部尚书张奉国碑铭》、刘禹锡撰文的《东都留守令狐楚家庙碑》等。《张大素墓志》《于志宁碑》等碑志中的部分唐代的著述情况，则可与艺文志互相对照，辑补唐人文集的名称。其次是书法艺术方面，以往的历史学研究者对于金石碑铭的研究，多注重其文献价值，尤其是补史、证史的价值，文学研究者则侧重金石志文的文体格式及语言文字相关的内容。而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金石本身的书法价值，撰写了不少探讨金石碑铭书法特色的文章。敦煌相关的金石碑铭中的部分作品也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涵盖了篆、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贯穿于汉至唐各历史时期，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参考。此外，还有部分金石的书丹者为著名书法家，因此金石本身就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如明万历初年陕西郃阳出土、现藏西安碑林的《汉郃阳令敦煌曹全碑》，作为汉代隶书的代表作，以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唐代《蜀州别驾敦煌氾慆墓志》的书丹者阴冬曦，还撰写了《河东县太君薛氏墓志》《金轮寺碑》等，尽管正史无载，但他书写的诸多碑志为我们还原了这位书法家的仕宦履历及不同时期书法的变化。

  敦煌碑铭文献为深入研究敦煌社会历史、拓展敦煌学研究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敦煌家族姓氏的形成与流变。西汉设敦煌郡之后，往敦煌的移民活动就陆续在进行，这在简牍文献和敦煌文献中都有所反映。不同姓氏移民敦煌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些是因为国家政策移民实边而来，有些是因政治避祸而来，也有因犯罪而流放敦煌，不论原因如何，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人将先进的汉文化带到敦煌，促进了汉代敦煌经济社会的发展。北朝至隋唐，如张氏、索氏、李氏、曹氏、阴氏等敦煌本地大族逐渐形成并固化的同时，人口的迁入与迁出也时有发生。例如安阳出土的祖籍为敦煌效谷的索诞、索雄、索欣、索盻、索睿五兄弟的墓志，为北朝时期敦煌索氏家族中由河西迁居安阳的一支，北齐征虏将军索泰墓志表明其也出自同一家族。可见隋代及以前的索氏家族书写墓志时，考虑到西北地区索氏的大族地位，即便已迁居并定籍中原，他们仍以“敦煌”旧望自称。而入唐以后，出现索氏一族将新贯与旧望同时注明的情况，反映了该家族跟随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化的趋势。其次是敦煌与河西历史地理的研究。敦煌汉唐金石中记载诸多地理信息，如郡望籍贯、任职地点、居住里坊、卒葬地、府兵名称等，为研究河西史地沿革、两京城坊、中古家族迁徙地域等提供重要文献参考。由汉至唐历经多个朝代，行政区划变动很大，有些地名在历史上只存在过很短的时间，留下来的文献记载相当有限，而我们可以借助墓志的记载来了解当时某些地方州县的设置情况。例如晚唐朝廷赐宅给到长安入质的归义军政权高级官员时，张议潭被赐第于兴庆宫北的永嘉坊，节度使张议潮则赐第在宣阳坊。同属归义军高层，却被赐予不同里坊的宅第，背后是否有朝廷的政治考虑？这值得进一步考索。此外，还有不少隋唐敦煌相关碑铭，志主生活在两京地区的城坊中，有隆政坊、时邕坊、延福坊、清化坊、旌善坊、慈惠坊、待贤坊、崇业坊、立德坊、道政坊等，可补充《唐两京城坊考》的相关条目。再者，敦煌碑铭文献与敦煌写本文献互证，有力推进敦煌学研究。出土的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众多重要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史等方面，拓展了敦煌学研究的范畴。如部分曾在敦煌任职的人物，既有墓志出土，又在敦煌文献中有所记载，将出土文献和敦煌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能够得出较为客观的观点，而归义军政权相关的家族成员墓志的出土，也为研究归义军史提供新的资料与线索。如敦煌写本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的唐代沙州名人李无亏，2002年其墓志出土后，志文与敦煌文献的记载相合，不仅还原了李无亏的生平，也对研究武周时期的敦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西安出土的张淮澄墓志，志主是张氏归义军政权重要成员张议潭之子，志文中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世系与生平履历，以及归义军成员入质长安后的活动，客观反映出张氏归义军成员在长安期间的交游情况，为推动归义军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