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靳昊 赵明昊 孙金行

　　秋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成片梭梭林。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嘶鸣声——一群棕色的普氏野马驰骋在荒漠里，鬃毛在风中飞扬，身后扬起一片尘土。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卡拉麦里保护区”）。“看，那是今年春天刚落地的小马驹，跟着马群跑得多欢实！”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工程师张彦豹，手里握着磨得发亮的望远镜，目光紧追着这群“大漠精灵”。

　　普氏野马，是地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也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卡拉麦里保护区是普氏野马的原生地、世界规模最大的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这片地处准噶尔盆地东缘，曾因生态退化而沉寂的荒漠，如今在普氏野马的驰骋中重现生机。

　　从“野外灭绝”到“万里归乡”

　　翻开卡拉麦里保护区的档案，一段关于失落与追寻的往事缓缓铺展开来。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深入准噶尔盆地，意外撞见了几匹野马。同家马相比，它们头大颈粗，耳短小而圆，背部中央有一条黑色脊线。这些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野马，后被命名为普氏野马。

　　可这份“发现”之后，竟是长达百年的失落。随着盗猎和生态退化，野马的栖息地被一点点挤压。20世纪70年代，国内普氏野马野外绝迹。全球仅存的700多匹普氏野马，均为从原生地流失的野马后代。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些‘海外游子’还能回到家呢？”张彦豹语气里满是感慨。他的父亲张俊，曾任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主任。父子俩的一辈子，都和这片大漠里的野马绑在了一起。

　　1985年，我国启动实施野马返乡计划，在新疆、甘肃等地建立繁育基地，为普氏野马搭建“回家之路”。1986年8月，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在吉木萨尔县正式建立。同年12月，首批11匹普氏野马从欧洲启程，踏上了返乡的旅途。1988年3月8日，一匹马驹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健康诞生，这是普氏野马回归后在原生地繁育的首个后代，被命名为“准噶尔一号”。

　　从“圈养繁育”到“野外奔腾”

　　在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监测指挥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野马群的活动轨迹。通过卫星定位项圈、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和重载云台组成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管护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每一匹野马的健康状况。

　　“以前哪有这条件啊！”长期跟踪研究普氏野马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胡德夫感慨，以前骑摩托车追着马群跑，现在无人机巡护一趟也就40多分钟，覆盖半径能达10公里。镜头传回来的高清画面里，野马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

　　为给野马营造适宜的生存环境，卡拉麦里保护区联合10家单位开展共建。2018年12月，准东油田284口保护区内的油井完成永久封堵及地表修复，9个采矿权全部退出，173个探矿权注销。曾经因采矿而坑洼的戈壁，重新长满牧草，成为普氏野马、蒙古野驴和鹅喉羚的乐园。

　　截至目前，卡拉麦里保护区已完成18个批次、146匹野马的野放。甘肃敦煌、内蒙古大青山、宁夏贺兰山等地，也相继迎来这些“大漠精灵”。今年4月，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好消息——放归的野马群中，一匹母马成功产下首匹幼驹，这意味着普氏野马在当地成功扎根。

　　从1986年的11匹，到如今种群总数突破900匹，我国普氏野马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新疆存栏546匹，累计繁殖815匹，成活率连续30年居世界首位。

　　从“迎难而上”到“驰而不息”

　　圈养区里，一只刚满月的马驹踉踉跄跄跟在母马后面。棕黄色的皮毛上，一条黑色脊线从脊背延伸至尾端，标志性的直立鬃毛已初具雏形。

　　“我们给每一匹野马都建立了谱系档案，往上追溯3到4代，都能查清亲缘关系。”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工程师薛剑楠介绍，工作人员按比例组建6个繁殖群，优先选择血缘远、体况好的个体进行配对。

　　不过，普氏野马种群仍面临近亲繁殖风险。“我国与德国、蒙古国等开展野马种源交流，2012年向蒙古国输出4匹种马，2025年计划从欧洲引进5匹雄性野马，进一步丰富基因库。”胡德夫说。

　　根据《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卡拉麦里保护区名列其中。“成为国家公园后，保护范围将从‘面积拓展’转向‘内容深化’，核心保护区将严格管控人类活动，一般控制区将建设动物通道、水源地，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基才介绍，保护区将继续构建天空地全方位监测体系，开展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科学研究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野马保护的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07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