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传林（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周易》中的象思维与数思维是支撑古代中国哲学纵深发展的两种基本思维范式。其中，象思维源于直观、感识与经验，具有“观象”“法象”至“立象”的运思理路，充满诗性气质；数思维源于抽象、逻辑与超验，具有“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的运思理路，充满理性特征。不过，象思维与数思维并不是孤立的，二者间的关系犹如象与数的关系。

　　观象、法象至立象

　　“观象”“法象”呈现的思维特性是直观、感性、诗性与多元，“立象”呈现的思维特性是直观、思辨与统一。《周易》认为古人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现“观象”“法象”，又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即认为圣人窥见天地万物之象与赜（奥妙）并通过“形容”转成“卦象”——实现“立象”。从“观象”“法象”至“立象”，思维由观、法、立而次第展开并完成对天地万物之表象的观识、取用与转化。其中，关键环节在于对天地万物之表象的观识、取用与转化要高度合乎天地万物之表象、本真与奥妙。《周易》有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象思维展开过程的关键环节在于所立之象应该“像此者”——天地万物的诸种形象，即形容之象与原本之象应相像——表达与被表达应具有一致性。质言之，象思维是以象“摹拟客观事物的复杂（赜）情况”，法取天地万物的诸种形象并实现“立象”，而且通过摹拟天地万物的诸种形象而形成的象是可以用卦爻符号来呈现的。

　　从象思维的运思理路看，“观象”——直观天地万物的诸种形象是起点，“法象”——法取天地万物的诸种形象是过程，“立象”——通过直观与法取天地万物的诸种形象而确立卦爻之象是目的。《周易》言“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言“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在《周易》中，“象”虽有天象、物象、事象、本象、失得之象、忧虞之象、进退之象、昼夜之象等，但诸象经由直观、想象、联想、比喻与比类而发生联系并被寄寓于卦爻之象。尽管卦爻之象只是自然世界的模拟之象与天地万物的形象副本，但是卦爻之象却因耦合了天地万物之象而成为能洞见吉凶、预测未来的自然之镜。《周易》言“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进一步说明诸种形象（尤其是卦爻之象）既能够反映出自然世界的本质规定性与变化性，又能够反映出象象之间的因果性，还能反映出天地阴阳的交互性与万事万物的互联性。

　　由“观象”“法象”至“立象”，随着象思维的有序展开，其旨趣与目的慢慢浮出水面：一是“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二是“以物象而明人事”。

　　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

　　“倚数”“极数”呈现的思维特性是抽象、归纳、演绎与理性，“错综其数”呈现的思维特性是综合、推理与思辨。而且，数思维的展开过程隐含一种追寻公式化的思维倾向。追根溯源，古人在“抽象的特殊过程产生了数的概念”与创设公式、利用公式的原始思维。《周易》有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极数知来”，“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由此可见，数思维的生成发展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的思维能力与认知能力达到了新高度，另一方面表明古人已经形成运用数理公式统合思维与认知并使之合乎自然理性的思维逻辑。

　　“倚”“极”“错综”是数思维的运思环节，由“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思维递升展开。当然，所倚、所极之数与所错综之数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数目，而是有深刻意涵的。《周易》中的数有不同的定义与内涵，比如“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中的“二十有五”“三十”与“天地之数”“万物之数”在所指与能指上便有本质区别。它们的定义与内涵明显不同：前者指向数目与数量，后者指向道与本质。从“天地之数”到“人事之则”，数理、数目与计算法则承载并映现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变化。其中，数目演算呈现的严整形式、变化有序、理性演绎与理论演绎，是组织思维、整合感性材料、形成真知灼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思维发展史看，数思维的出现与发展推动了原始思维、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的跃升与转变，消解了自然的神秘性，拓展了认知的理性之域。

　　“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的目的在于揭示天地万物的本质规定性与自然时空的运行法则，并以此为依据，明确自然与人（事）的内在关联。其中，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阐明蓍筮的演算过程是穷极天地阴阳之数、探寻自然法则的基本过程，也是利用自然精神引领行动决策、实现化成天下的基本过程。

　　数生象与象摄数

　　直观洞见表象（象），思辨洞悉本质（数）。象与数虽有分殊，但关联密切。然而，究竟是象先于数还是数先于象，却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其实，《周易》“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一语已经隐晦地给出答案。意思是说，数先于象，象后于数，或如邵雍所言“象起于形，数起于质”，“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质言之，数比象更为根本，“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天地万物、人间万事皆蕴含数（道、理），宋代理学家陈普总结为“万事无非理数成”。就象、数与数目的关系看，象立于数，数衍生理性与数目，演数目可成爻数与卦爻之象，进而实现以数摄象、以数定象。其中，演数目是过程，成爻数是结果，所演是天地之数（道）。所以说，数思维比象思维更为根本。不过，从思维的过程与结果看，象思维与数思维又具有耦合性与关联性。因为象思维与数思维皆关涉自然、历史与人事，并试图找出自然因果律、历史因果律与善恶因果律，去预测吉凶祸福，而且皆强调依道明德可以逢凶化吉、避祸致福。

　　纵观早期易学史，象思维与数思维的纵深展开还揭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之规律，比如从“伏羲易”到“文王易”再到“孔子易”的历史进程。其中，文王八卦图的出现弥补了伏羲八卦图的不足，实现了数、道、象、图的有机融合。“孔子易”的出现则弥补了“文王易”的不足，摆脱了商周之际“幽赞”《易》时的原始宗教气息与神秘臆测。孔子所言“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与“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直接道出“明数”之于观德义的重要性和“我后其祝卜”的因由。历史地看，春秋末年的孔子解《易》以“观德义”为目的强调“明数”，拓展了数思维的认知边界与价值边界，突破了“伏羲易”与“文王易”的思维范式。

　　综上可见，象思维蕴含“观象”“法象”至“立象”的运思进路与价值旨归，数思维蕴含“倚数”“极数”至“错综其数”的运思进路与价值旨归。在由象至数的过程中，思维实现了由直观、感性、诗性向抽象、理性、智性与德性的跃升。从“伏羲易”到“文王易”再到“孔子易”的历史进程中，象思维与数思维的发展消解了思维的野性（原始性），使得“野性的思维”由直观、神话、互补、互渗跃向逻辑、诗性、理性、符号与算术（科学化）。其间，象的神秘性和“数的神秘力量”以及与被计算对象之间的神秘关联性逐渐被象思维与数思维衍生的诗性、理性、德性与智性所消解。

　　于今而言，象思维与数思维的启示有四：一是所谓象与数有分，只是便于认知与思维展开的分，属于形式之分、范畴之分。二是解《易》当有统合、一体、辩证之眼光，不当孤立看待象或数，否则，思维会囿于一隅乃至固化僵化。三是应当客观看待象思维与数思维的历史价值，消解其神秘性与比附性，统合诗性、理性、德性与智性，创新思维范式。四是敢于摆脱以往极端重视象或极端重视数的思维倾向与学理取向，积极寻道明德，弘扬《易》之精华。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