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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历史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推动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现代化多样、多维的探索道路,为世界人民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放眼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和更高远的哲学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突出地体现在时间、空间和文明三个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让我们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的时空和文明叙事,拥有了全新的时间、空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夺回被西方抢占的时间
中国式现代化抹平了时间的鸿沟,夺回了被西方发达国家抢占和意识形态化的时间。
在繁多的地球物种中,只有人是时间性的存在。时间既是客观存在的、流逝的、不可逆转的物理时间,又是人们测度、规训的产物,充满隐秘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纵观人类思想史,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时间之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认为,必须把时间与劳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劳动群众超出必要劳动而生产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从而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自由时间。“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他还强调,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资本主义“中心—外围”“支配—从属”的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中国曾经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成为西方列强掠夺和奴役的对象,同时成为其自由时间的供给者。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格局中,时间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规定英国为零时区,同年10月,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国际标准时间。这一标准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当时拥有强大海权与全球殖民网络的英国的国际地位的体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商船在上海外滩上强行实行“海岸时”,这个由英国人主导的港口时间标准,扰动着古老中国的时间秩序。时间的统一,是现代化的基本架构,也是资本及其帝国所主宰的权力和秩序的体现。它傲慢地宣告:发达国家处于时间的上游,是先进、文明的,代表未来,而后发国家处于时间的下游,是落后、野蛮的,只能代表过去。时间之河的差距逐渐拉大为时代的差距,更成为不同民族、国家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这一鸿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而逐步弥合,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时间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争取时间干”,不能“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式现代化从近代中国的沉沦屈辱中昂首,从新中国的浴火重生中起步,大踏步地迈进民族复兴之路,终于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抹平了横亘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时间鸿沟。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真正掌控了自身的时间,也真正掌控了自身的命运。
消弭东方与西方的发展落差
中国式现代化消弭了空间的落差,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发展差序格局得以改变。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所积聚的强大动力,西欧的现代化运动兴起并逐渐扩散至世界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奔走于世界各地,以大工业生产和低廉的商品价格把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卷入了自身的剥削牟利体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那时起,资本积累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空间结构,又通过空间重构强化了资本积累。在资本的全球空间重组中,地方性的差异固化为发展的差异。东西方虽然同处于一个星球,但已经被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方是以资本为代表的西方,表现为生产的过度繁荣、巨额财富的创造、大量商品的堆积、生活的骄奢淫逸;另一方是以劳动为代表的东方,充斥着繁重的劳作与贫穷、苦难、奴役和血泪。世界作为一个繁荣和苦难缠绕、贪婪和奉献交织、金色和血色驳杂的复杂体,其间的差别甚至比沟壑纵横的自然地貌更加壁垒森严。
这一局面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所根本扭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正在快速缩小东方与西方的发展落差。两相对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失灵、政治失能、社会失序等问题不断暴露、疲态尽显。东方与西方,这两个词语正在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而褪去世界旧秩序体系的色彩,回复其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原初意涵。
建构新的文明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恪守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有力超越了西方文明叙事的偏狭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学者维科曾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文明是标志着社会进步、走向文化高级阶段的重要概念,是各民族、国家的共同追求和崇高理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世界上各民族、国家根据不同的物质条件、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传统,创造出千姿百态、特色鲜明的文明,共同装点人类文明的百花园。
可是,较早走上现代化之途的欧洲人通过大航海,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量落后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因而日益增长了自身文明的优越感,并逐渐将这些新发现的民族、国家都视为野蛮和落后的,形成并不断固化了文明差异、文明等级、文明阶梯的观念。欧洲人自认为处在文明的高阶和上层,是高等的“文明人”,除此之外的民族、国家则被他们认为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低等“野蛮人”,需要被拯救和教化。早在16世纪末,英国社会就出现了“文明教化”美洲原住民的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授予殖民公司的特许状以及殖民地法律中,都有“开化”和“拯救”印第安人的表述。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18世纪以后,“文明概念已经变成了法国为自己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那些推行殖民政策并因此而成了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上等阶层的民族,便将自身的优越感和文明的意识作为了为殖民统治辩护的工具”。欧洲人按照这一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理解,凭借武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文明秩序,并建构了相应的文明叙事。这一文明叙事不仅是一套具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枷锁,更是赤裸裸地为欧洲殖民者对世界的侵略、屠杀乃至殖民战争辩护。所谓的“西方文明”,堂而皇之地成为现代性的野蛮的遮羞布和辩护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旧邦新命的历史自信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书写了具有鲜明文化主体性的真正的文明叙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持久而深厚的文明力量,体现着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担当。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