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雷（《中国作家》杂志主编）

　　最近，新时代文学与“大文学观”的话题引起广泛关注。“大文学观”的提出有利于打破文学界对“纯文学观”的潜在迷恋，有利于超越新时期文学的美学成规，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但何谓“大文学观”，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规范，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外卖员王计兵将外卖体验融入诗中，至今已出版4部诗集。资料图片

　　可以说，“大文学观”是新时代文学牢记“国之大者”的表现，也是对新时期“纯文学观”的一种批评与超越。这一命题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主体性”“向内转”“写什么”和“怎么写”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进行创造性重构，扭转“纯文学观”对叙述、形式、修辞的重视，以及个人化、内向化、西方化的倾向，重建文学与人民、生活、世界的联系。具体说来，重建“大文学观”至少应该包括重建大文体观、大生活观、大文艺观、大文化观等不同的维度。

　　在纯文学观的视野之中，只有注重叙述、形式、修辞与技巧的作品才是“文学”，才是“好的文学”。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中，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与社会现实相关的文体被排除在“好的文学”之外，而只留下小说与诗歌。即使在小说与诗歌中，也只有那些具备先锋性、实验性的作品才被视为“好的文学”。像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样现实主义的作品则不够“纯粹”，所以其发表才会遭遇诸多波折。而所谓先锋性、实验性的标准则主要来自西方现代派。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只是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试验场，而无法表达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喜怒哀乐，这极大地损伤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自主性。

　　新时代以来，我们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文艺的人民性标准，也要重建新的“大文体观”，即文学不仅包括实验性的小说、诗歌，也包括现实主义的小说、诗歌，也包括散文、戏剧和报告文学，也包括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通俗文学、新世纪兴盛起来的网络文学，以及最近风起云涌的素人写作等。只要这些作品能够表达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与喜怒哀乐，就是“文学”，只要写得深刻优美，就是“好的文学”，而不必以文体、技巧论优劣。对于作家来说，也要打破文体优劣的固有观念。鲁迅既写小说，也写散文，既写诗歌，也写杂文，还写论著、做翻译，对他来说重铸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不同的“文体”只是趁手的兵器。新时代作家要突破具体的文体界限，重建新的“大文学观”，充分表达出新时代中国经验的深刻、复杂与丰富。

　　在纯文学观的视野中，文学并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对西方现代经典的学习与借鉴，即使与生活相关，也只是与创作主体的生活、情感与情绪相关。新时期以来，文学对“生活”侧重点的理解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主要写的是“时代生活”“公共生活”，那么先锋文学写的则是“个体生活”，新写实主义写的则是“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生活”“日常生活”等写作潮流的出现，在当时的语境中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范围，有其针对性与合理性，但自“个体生活”以来，文学对“生活”的理解愈发狭隘，甚至趋于极端，似乎只有个人的、日常的、私密的生活才是“生活”，而他人的生活、时代的生活则不是“生活”。事实上，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时代的深刻变化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只有联系时代的变化，我们才能理解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心灵世界及其变化，如果将某一时期的“日常生活”进行孤立、封闭的理解，那么我们不仅无法正确认识“自我”，更无法客观、全面认识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将个人生活与时代经验结合起来，重建“大生活观”与“大文学观”，关注时代、中国与我们每个人生命体验的变化。

　　在纯文学观的视野之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到语言为止”，要充分彰显文学的“主体性”，这在特定年代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时过境迁，过于强调文学的“语言”与“主体性”则易于坠入神秘主义的窠臼。如果文学只强调“语言”，摄影只强调“光影”，美术只强调“笔触”，不同艺术都将语言的独特性绝对化，那不仅艺术之间无法交流，各艺术门类也将与时代产生脱节。文学固然是语言的艺术，但同样或更加重要的一个命题是“文学是人学”。语言随时代而变，人学随时代而变，文学也随时代而变。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而艺术正是可以让人类“悲欢相通”的重要载体。阅读一部小说，欣赏一部电影，观看一幅美术或摄影作品，观者可以共同进入同一种情绪或同一个节奏，与作者心灵相交，与其他观者共同体验艺术之美及他人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这些也反向塑造了观者的心灵与美学感觉，这是我们从那些经典作品中所获得的恩惠，也让人类更加“悲欢相通”——对他人的生活处境更具同情心与悲悯心。在各艺术门类中，文学因其语言更接近人类的思维，所以更具思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不仅在艺术、文化领域处于先锋位置，也在整个社会领域处于先锋位置。重建“大文学观”，就是要让文学摆脱自我的禁锢，在与时代和其他艺术的交流互动中，充分发挥其思想性与独特性，恢复其先锋位置与引领作用。

　　“文学是人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哲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也是“人学”，医学、基因工程、脑科学等自然科学也是“人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也改变了文学史的书写。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正在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新时代文学不应孤立在对“文学”的固定理解中，而应当积极汲取各科学领域的前沿成果，以开放的心态探索新世纪的“人学”，特别是人性、人心与人情之变与不变。以现在热门的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的出现和人机协同的前景，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传统“人”的观念，就是“人学”值得关注的问题。科学在不断发展进步，向各个领域各个分支延伸展开，但文学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文学始终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不会因分支细化而忽略对人的整体观照，读者从中可以身临其境般体验到特定的时空、人物的生活与情感、作者深刻独特的思考，并与作者和其他读者产生心灵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如此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同样我们阅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等文学经典，也能在历史、社会等知识之外，直观地感受到作者笔下鲜活的人物，微妙的人际关系及其生活状态与细节。这种活生生的气息或许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还要多”的部分，也是文学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新时代文学在关注活生生的人的同时，也要不断汲取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让文学具备新的科学根基，并以此勘探新世纪人类的生存与精神处境。

　　总之，我们必须将文学从纯文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让新时代文学向更广阔的生活敞开，向艺术和科学敞开，向人民与大地敞开，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人的希望、梦想和理想生活，在对新时代的深刻摹写中展现出新的中国美学、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独特贡献。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