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丽（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舞剧《乐和长歌》以春秋战国时代为背景，虚构了少年君王和成这一角色，讲述了和成的精神成长，同时展现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成在经历母后遇害、双目灼伤、编钟被毁的剧变后，深陷于复仇烈焰与母后“止战兴乐”遗愿的撕扯中。大将戈启策划阴谋，作为“棋子”的乐伎希音却在与和成的相知中萌生真情。这段命运纠葛终以希音之死推动和成的精神觉醒，使他超越私恨，成就“乐和天下”的宏愿。

　　上篇《火与凤鸟》中，男子群舞《战舞》与女子群舞《魅影》并置，前者以铿锵节奏与刚劲动作表现沙场征战的凛冽气象与肃杀氛围，后者则以楚舞中的典型动作“翘袖折腰”勾勒往昔安宁，然刀扇中却隐现危机。一刚一柔，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这既是鲜明的视觉语言，更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楚文化身体图景。随着叙事推进，舞剧中的辩证关系已从可直观感知的外在形态对峙，转为对生命选择困境的内向性叩击。下篇《春与编钟》中，《春回大地》一节以舒展灵动的肢体，铺展成和成心中“乐和天下”的理想愿景，而与之形成尖锐对位的《骷髅舞》，则借傩面的诡谲构塑出冰冷语汇，将戈启被战争执念吞噬的内心剖白于舞台之上。这一生一死、一明一暗的意象交织，外化了和成在复仇私怨与“乐和天下”理想之间的内心抉择。

　　剧中，楚文化元素有着丰富的运用和展现。在《祭祀舞》一节中，舞者佩戴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傩面，通过融合传统祭祀动作与现代舞蹈语汇的肢体表达，展现人物内心的挣扎、抉择与顿悟。凤鸟、鹿鹤等楚地常见图腾也通过舞蹈造型得以呈现，成为角色内心世界的象征。音乐方面，剧中不仅复刻了曾侯乙编钟，更将虎座凤架鼓等楚国礼乐重器呈现于舞台。大幕初启，战鼓与悬钟低鸣交织，暗示着春秋战国的历史时空。《魅影》段落中，女声的浅吟低唱与配乐的幽深律动相衬，伴着刀扇挥斩流转的哀婉之音，延续着楚歌特有的“悲美”气质。

　　《战舞》一节，舞者顿足挥戈，与鼓点钟鸣同频共振，声场张力层层累积，待编钟轰然齐鸣，舞者同步举戈仰身，古楚军阵的凛然气魄跃然舞台。《春回大地》则以迥然不同的气质构建出诗意空间，舞台上，少男少女随楚辞《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的悠远吟唱踏歌起舞，生意盎然。至终章《丰收》，编钟与管弦交织出壮丽声景，手持稻穗的舞者以富有仪式感的身体语言呼应，带观众走入“疏缓节兮安歌”的古老乐境。

　　在视觉层面，悬垂的竹简状环形装置在舞台上空缓慢旋转，不停的视觉变化构成一种动态的舞台语法，辅助了舞台上现实、回忆与角色心象的渐次铺展，达成虚实相生的效果。道具方面，除对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编钟与虎座凤架鼓进行一比一复刻外，《魅影》中的刀扇、《战舞》里的铜剑、《祭祀舞》中的傩面等，既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也成为推动叙事的关键媒介。以“傩面”为例，这一源自楚地祭祀传统的器物，不仅传递着楚文化的神秘气质，更暗喻角色身份的遮蔽与深藏内心的秘密。从希音执面具彷徨的犹疑，到出征前《祭祀舞》中摘面具现真相的戏剧转折，傩面串联起角色“隐藏—彷徨—觉醒”的完整心路历程，也赋予角色更复杂的人性维度。

　　评判舞剧艺术价值，首看其能否以身体语言构建独特自洽的美学风格。《乐和长歌》在视觉层面实现了从形式到精神的楚文化转译，历史符号与当代剧场语言交融，既构建意蕴深厚的审美场域，更令楚韵在身体、空间与意象的交织中，生发出跨越时空的艺术力量。《乐和长歌》的艺术实践，其意义或许最终超越了舞台，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条从楚地走来的长歌之路，为中华文明的现代传承与当代表达，提供了经验。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5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