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众家议】

　　作者：穆海亮（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348个剧种各有特色，如果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就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剧评八股”。

　　当前，我国戏剧创作空前繁荣，戏剧作品丰富多彩，对戏剧评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日前，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举办了改进戏剧评论工作的专题座谈会，在业界引起广泛讨论。

　　在我看来，优秀的戏剧评论者应该不断拓展艺术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强化理论素养，避免习焉不察的因循守旧和观念闭环。

　　看戏的经验固然很重要，如果没有几十个、上百个经典剧目烂熟于心，想开展专业的、学理性的戏剧评论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展开戏剧评论不能只靠经验，仍然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和思考，在观念上及时把握甚至引领戏剧发展的最新态势。唯有如此，才能及时注意到出现在我们评论中的一些问题，纠正文风，让评论真正发挥价值。

　　有的评论不是围绕剧目独有的、最鲜明的艺术特点来展开分析，而是搬用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空话、套话来评价作品，由于这些大话、空话、套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戏剧评论也就正确而没有意义，且最容易导致机械复制、批量生产。

　　比如，在对具体作品展开批评时，动不动就提到占据文化制高点、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文艺大繁荣的高度，这样的评论，只需把其中的剧目和主创的名称一换，马上就可以成为另一篇剧评。再如，我们经常会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来肯定一部作品，但评论更重要的使命在于，有针对性、鞭辟入里地分析，这个作品究竟思想何以精深、艺术如何精湛、制作怎样精良。还有，当评价演员的表演时，我们经常看到诸如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唱做俱佳、声情并茂之类的描述，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这个演员是谁呢？李胜素是不是扮相俊美，史依弘是不是嗓音甜润，李梅是不是唱做俱佳，王红丽是不是声情并茂？

　　有的评论在评价一个剧目时，在有限的篇幅内想对其方方面面都做出判断，这样貌似全面，但其实每个方面都不太可能说清、说深、说透，也就会流于表面。

　　且不说，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在思想立意、形象塑造、表演风格、舞美设计、音乐唱腔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都值得一说；即便它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贡献，一篇评论也没有必要像开中药铺一样，分门别类地一一做出评价。面面俱到的评论，不仅容易泛泛而谈，而且往往会把同一个套路用在对所有作品的评价上，这样一来，恰恰就把作品最独特、最深刻、最值得剖析的审美特征给遮蔽了。

　　还有评论喜欢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戏剧作品。这些评论有意无意地忽视戏剧形态的千差万别，以及不同剧种、不同题材的独特性，在评价任何作品时，都采用相同或者相近的标准，这就难免导致以偏概全，或者评价标准错位。有人崇尚现代，就对那些恪守传统美学的作品不屑一顾，或者批评它“太像传统戏”；有人固守传统，就对那些创新性强的作品不能接受，批评它让剧种伤筋动骨；有人看重戏剧的教化功能，就认为凡是缺乏教化的都不是好戏。实际上，现代与传统并非非此即彼，一个作品是否具备教化功能，也不能与其艺术水准高低直接划等号。话剧和戏曲审美原则不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追求有别，348个剧种各有特色，如果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就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剧评八股”。

　　还有个别评论喜欢机械套用外来理论。有的评论者掌握了一套外来理论工具，就囫囵吞枣、削足适履地套用，去评价戏剧作品。理论先行的评论未必总能揭示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因为它不是用理论来帮助提高评论的深刻性，而是反过来，拿对作品的评论去论证外来理论的正确性或适用性。

　　一出戏是否符合黑格尔的戏剧体诗原则，是否符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否符合雷曼的“后戏剧剧场”，跟它是不是一部好戏，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作品对理论的契合度与其艺术完成度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机械套用外来理论，还可能导致评论话语表达方面的问题：堆砌概念、叠床架屋、故弄玄虚、云山雾罩。戏剧形态极其丰富，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涵盖所有戏剧作品。

　　剧作家魏明伦提出，戏剧创作要坚持“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达”，我认为，戏剧评论也应如此，避免盲从权威专家、盲从主创者言、盲从外来理论。

　　评论要紧扣特定的戏剧形态、剧种特征、题材立意、艺术表达来展开分析，见别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避免人云亦云和大而化之的空泛之论。这对评论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评论之所以泛泛而谈、机械复制，就是因为评论者理论储备不足，评论能力受限。

　　评论者还要善于发现、准确把握剧目的特点，并由此来统领全篇、谋篇布局。评论作品时，应该巧妙化用相关理论来提高评论的深度，但不能生搬硬套理论，更不能唯理论马首是瞻；应该适当调用相应的知识储备，但不能刻意掉书袋。行文过程中，应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做引领，不求面面俱到地横向铺陈，力求由表及里地纵深开掘。语言表达则应力求简洁准确，不堆砌辞藻，当然最好还要有必要的文采。

　　评论者应时刻保持自我反思的态度，及时发现、总结、分析、纠正自身评论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对评论界习以为常的观念、标准、概念、话语进行必要的新思考，尤其要打破某些评论“定式”。比如，“话剧民族化”在今天还是不是评价一部话剧作品最有效的标准？“话剧民族化”是张庚先生在1939年提出的，那时的中国话剧确实存在模仿、欧化、中国气派不够鲜明的问题，确实需要民族化；如今，话剧在中国诞生一百多年了，早已成为中国民族戏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在评价一部原创话剧作品时，还需要大篇幅强调它是话剧民族化的重要收获吗？再如，“戏曲现代化”究竟是不是可以用来评价所有新编戏曲作品的普遍标准？348个剧种之间差别很大，有的现代化转型基本完成了，有的还在艰难进行中，有的甚至还未真正起步；更值得思考的是，是不是每个剧种都要按照同一个步骤、同一个方式实现现代化？甚至，是不是每个剧种都有必要进行现代化？一部作品的现代化程度高低跟它的艺术成就高低，是否能画等号？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总之，正如在戏剧创作领域讲究“一戏一格”，那些自我复制的“行活儿”向来被人所诟病；戏剧评论也应避免“剧评八股”，力争做到因戏制宜，“一评一格”。这应该成为评论者自觉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追求。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5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