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莉（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置身数智时代，社会科学研究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直面研究范式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挑战，既在数智驱动中锐意改革创新，又在文明接续中笃守价值灵魂，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沃土上，扎实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数智驱动下的范式创新

　　数智时代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机遇，深刻体现为“议题—方法—理论”的系统性范式变革，这将为知识生产注入全新动力。

　　议题拓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依序经历的“串联式”进程不同，中国在时空高度压缩的背景下，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数智化转型的多社会形态叠加发展，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并联式”发展路径。这种宏大的实践创新，打破了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预设，催生出大量须以本土视角进行整体性把握的社会图景和独特议题集群，如数字乡村治理和数字命运共同体建设、算法治理对传统治理体系的重塑、扁平化的数字平台组织方式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数智社会对个体意义进行形式化编码所引发的治理形式变革、泛在连接导致的网络化个人主义兴起与群体心理变化、国家—平台—民众新型关系模式的生成及运行逻辑等。这些议题根植于中国复杂而鲜活的数智化实践，其独特性和整体性决定了无法通过简单移植西方理论框架进行“旁证”或“跟跑”，而必须立足本土实践，开启从问题意识到理论建构的全面自主创新。

　　方法升级。一方面，数智时代的到来，将社会科学研究资料来源拓展到囊括图像、音视频、社交文本、时空轨迹等海量数字足迹在内的多元非结构化数据，而数据的实时生成与更新，则为展开实时立体的社会分析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基于数智时代的各种新实践，如利用海量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舆情演化与社会心态追踪、借助社会计算模拟不同主体间的复杂互动机制生成、通过ABM（基于主体的建模）推演政策在多元群体中的涌现效应、运用网络分析揭示隐藏在社会结构深处的资源与权力流动等，在日益深化混合方法研究的同时，将社会科学研究特有的理论关怀、问题意识与数智技术的处理逻辑深度互嵌，由此催生出计算社会科学、数字社会学、数字政治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方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全面升级，并为提炼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理论创新。议题拓展与范式升级，终将导向理论成果的体系化产出和理论话语的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数智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超越将中国经验视为西方理论“注脚”或“例外”的阶段，又不能止步于对本土现象的特殊性描述，而是从数字命运共同体、算法治理、网上群众路线、数字生态等鲜活实践中，提炼出一批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在与既有理论进行深度对话的同时，推动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传播。换言之，数智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目标，并非进行局部的知识增补，而是旨在通过重构核心概念和理论体系，形成一批虽根植于中国情境，却能对非中国经验展现出高度解释力的一般性理论，这一过程的最终指向，是实现从“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向“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跃升，从而在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中推动文明互鉴。

　　文明接续中的价值锚定

　　在锐意创新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恪守其文明根基与价值灵魂，直面技术理性膨胀的风险，在文明接续中进行价值锚定。

　　守人民立场的实践自觉之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素怀经世致用的精神底蕴，其精要不在于学问的高深莫测和孤芳自赏，而在于推动人民现实生活境遇的改善。因此，数智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尤须超越工具理性的技术宰制和知识生产的异化困境，将终极目标锚定在服务人民、贡献社会的实践自觉上，也就是既通过数智工具解析社会现象，又将学术探索深深扎根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参与之中，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这也意味着知识生产必须超越理论的自我循环验证，紧密联系实际，关注民众的真切期盼，回应时代的真正问题，将成果最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智慧。唯有坚持这一立场，才能跳出理论的空转，实现其“人文化成”的根本使命。

　　守返本开新的文脉传承之正。数智时代的技术手段虽精于捕捉和摹画编码化的外显知识，却常常对于那些只能“意会”的缄默部分和文化内核解释乏力，如果为此所囿，则容易陷入理论依附与经验琐碎，催生出一种文明断裂的知识生产。因此，数智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以“返本”为要，怀揣“将心比心”的温情与敬意，以深切的同情与内省超越局外人的冰冷审视，接续文明传统，重拾知识的时间属性。这种返本绝非守旧和复古，而是为了探寻深层的历史文化脉络，激活深植于文明根底的意义世界，从而获得一种更具主体性的深刻理解，以此通往真正的文化自觉与历史自觉。唯有如此，方能在深刻理解文明传承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开新”，继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中，提炼出既能与古老智慧对话又能回应人类公共关切的标识性概念与普遍性理论。这种返本开新之道，是超越技术幻象与学术短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正途，引导社会科学研究在文明赓续中笃定前行。

　　守从实求知的田野调查之正。数智时代的到来，固然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海量数据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计算与变量分析能力，然而，那些在历史变迁中沉淀下来的、具备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底蕴，依旧是穿透社会纹理的恒常结构和深层逻辑，人们无法仅仅通过模型推演或数据计算获得真正的洞察力。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这要求研究者秉持从实求知的精神，行行重行行，重返田野调查的现场，不仅解读抽象的数据轨迹，也要通过扎实的在地性经验和局内观察，体悟文化习俗的无声浸润、感知制度脉络的内在韧性、汲取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进而理解行动者自身的意义赋予和情感逻辑。这种源于田野调查的经验质感，才是数智时代校验数据偏差、理解社会深层逻辑和激发理论灵感的源泉，也是避免陷入技术主义和知识中心主义陷阱的关键，从而抵达“既见社会又见人”的境界。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