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汀（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

　　得知西南联大博物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举办的特别展览《烽火·弦歌——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展出了我们近期捐赠的一枚印章，禁不住心潮涌动，回忆绵绵，至为感奋和欣慰。

　　这枚印章是闻一多先生篆刻后赠予他学生李国香的。而李国香正是家父。这枚印章的特殊珍贵之处，在于边款一侧有“抗战胜利纪念”“三四、八、三一 昆明 一多”的铭文。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是公历1945年8月31日，正值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不久，距今整整80年。

　　方寸印章，边款寥寥15字，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情感，一目了然！它不仅是闻先生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刚毅坚卓、刻章纾困直至迎接胜利之浩然风骨的历史物证，也是联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精神象征，其价值可谓永恒。

　　家父是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级毕业生，闻一多先生是父亲读大一时的国文老师。闻先生在古汉语课上讲《左传·鞌之战》时的生动形象和语调，家父一直记忆犹新。父亲有一次回忆说，联大师生生活条件极端困苦，当时就有“不得了”与“了不得”之说：一句是生活上穷得“不得了”，另一句是精神和学问上志存高远“了不得”！

　　家父出身贫寒，在重庆、昆明读高中和大学，因买不起长途车票，竟连续9年未能回家探亲；祖父因病离世，他也只能垂泪遥望，在梦中相会。当年的西南联大，连一座公用澡堂都没有，4年期间家父没花钱在街上澡堂洗过一次澡……

　　像闻一多这样的国学大师，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授课之余挤时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但在做学问上，听课的学子和讲课的老师都绝不敷衍。闻先生有一次在课堂慷慨陈词吐露心声，勉励学生不辱使命，自强不息，要为未来活下去、奋斗下去！他说：“人生存的欲望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你看马路上断了腿还在爬行的乞丐，我们也许认为他活着已没什么意义了，不！他还在向前爬……”（1982年2月22日李汀日记）

　　还有一次父亲回忆：当时有一部电影叫《一曲难忘》，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传记片，讲述了肖邦和女作家乔治·桑的爱情和在战乱中为祖国抗争的故事，结尾镜头是肖邦患肺病仍在激情弹琴，一口鲜血喷在了琴键上，生命戛然而止。闻先生说他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看过三遍。（1982年5月26日李汀日记）

　　闻先生擅长金石篆刻，联大教授浦江清专为他写了骈文“广告”，曰：“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对此，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等12位著名教授联名推介，一时闻先生“治印”传为美谈。

　　另有一个传闻，闻先生对联大师生和友人刻印不收费用。出于对闻先生的崇敬，20岁出头的学生李国香就不知深浅试着找先生求印，没料到闻先生欣然允诺了，然而此后却又无声无息。这让家父愧疚给先生添了麻烦，闻先生可能是太忙无暇顾及，抑或因求印者诸多而忘却。总之家父再未去催要。

　　抗战期间，联大学生救国热情高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飞虎队来到昆明，滇缅远征军启程，许多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沙场，不少同学担任了盟军翻译。父亲的英文、法文成绩都很好，经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和同班同学蒋燕华（蒋梦麟之女）的推荐，1944年至1945年，家父一边读书一边在昆明的陆军总部后勤部担任了兼职的美军翻译，虽没有正式军衔，但有个“少校”职级。陆军后勤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部队保证供给，在翻译岗位上，家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昆明一片欢腾。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后闻一多先生把刻有“抗战胜利纪念”的图章交给了家父。这让久盼无果的家父喜出望外，真正感受到了闻先生的人格魅力！闻先生非但没有忘却一位普通学生的心愿，还选择了最好的时机，在印章侧壁刻上了值得永远纪念的文字。

　　抗战胜利后，读大学四年级的家父和中文系学生杨伯达（笔名戈扬）联合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两周文艺》，办刊费用是家父当盟军译员的遣散费。父亲曾回忆，囿于经费不足，刊物仅出了5期就中止了。这几期刊物转载过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还发表过自己的小说、戈扬的诗歌《抢火者》等，闻先生对《抢火者》评价很高。只可惜1946年家父大学毕业返回甘肃老家途中，丢失了一件行李，其中就有几份《两周文艺》。

　　大学毕业后家父先在兰州教授英文，后转向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语言文史和突厥语的教学与研究。他先后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领域的拓荒者。他筚路蓝缕，倾注30年心血，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撰出世界上第一部《维吾尔文学史》，被学界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维吾尔文学发展历程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家父还从事维吾尔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多有译著出版，成就斐然。

　　在教学上，家父可谓桃李满园，分布在北京、新疆、甘肃等地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为增进民族团结和建设边疆做出了贡献，许多学子成为知名专家、教授、出版社社长和各级行政领导。1987年，甘肃省政府授予家父“教书育人奖”。家父曾对我们说，自己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是与母校西南联大的教育分不开的，他感恩自己的母校。

　　1990年家父因病突然离世。为纪念父亲，在戈扬先生指点下，我们家人曾在北京、昆明、重庆等地图书馆、纪念馆，查找《两周文艺》，可惜未果。我们还与研究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专家李光荣（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出版《西南联大与中国校园文学》等6部专著）取得联系，问询是否发现过《两周文艺》，李光荣拍了一张图片发来，是他在云南搜寻资料时做的卡片，取自当年《十二月》刊物封底介绍，如下：“联大两周文艺社主编（附新诗专页）下期（第三期），有李广田的批评，杨周翰的介绍，斯纪的小说，戈扬的诗等。”上边的“斯纪”正是家父的笔名。李光荣给我留言：“原件没有找到。随时注意吧，会有希望的。”

　　能清晰、准确地说明闻一多这枚印章原委者，是我的二舅李松年先生。1947年底，李松年离开兰州去南京求学，出发前，家父将闻一多先生送的印章，转赠给了未婚妻（我母亲李荷荷）的二哥李松年，以激励他志存高远、努力奋斗，并在印章的另一侧壁刻上“送松年 斯纪于兰州”几字。

　　二舅于1949年考入南开大学企业管理系（当年叫工商管理系），实现了他考取名校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军和转入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二舅响应组织号召，从直辖市天津去了四川成都，在一所市属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兢兢业业，一直到退休。

　　2015年，88岁高龄的二舅李松年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对我们深情地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给家父刻印的经过，说这枚印章他一直珍藏身边。我们听了很兴奋，认定这枚印章很有纪念意义，问二舅是否宣传一下，或把印章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

　　但二舅未置可否，从态度上看似有不舍。二舅说，这枚印章是你们父亲李国香与自己相知交好的一个纪念，当然也是闻先生和李国香师生之谊的物件。至于是要捐赠，还是留给家人当“传家宝”，老人家没有表态。不久后，二舅就去世了，这枚印章从此就收藏在我的表妹李欣家里。

　　2024年春节我去昆明旅游访友，又一次参观了西南联大博物馆，看到了家父全班同学在联大校门口的照片，看到了闻一多先生刻章的图文，看到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看到了青草坪上闻先生的石雕像……我再度萌发了把这枚印章无偿捐赠给联大博物馆的念头，并很快与表妹李欣、兄长李深达成了共识——把印章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珍藏，让它回归于曾经诞生的地方，让但凡能与它相逢的参观者，由此想到闻先生的风骨，回忆时代风云，感念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情怀，由此更加热爱祖国，不忘“中兴业，须人杰”的歌咏，这该是最为美好和有意义的选择。

　　2025年4月6日，一个装载着这枚印章和其他联大纪念物的纸箱从北京寄往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

　　不久后，我们收到了博物馆的回复与收赠证书，回复说：“衷心感谢您对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信任与支持！您的肯定是对我们最珍贵的鼓励，能为保存、守护这些珍贵物品尽一份力量，我们非常荣幸……感恩感谢，这是小家的珍藏，也是大国的历史，您的托付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一定会保护好这份珍贵的联大记忆，传承好不朽的联大精神！”

　　此时此刻，我们想到，要把这些真实的经历告知遥远天国的闻一多先生，也告知家父李国香，告知二舅李松年……告知许许多多不曾相识却能心灵相通的人们，相信他们一定能感觉到心的颤动，这是我们后辈最虔敬的心愿。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