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丁（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主编的《丹青鉴证：1931—1945美术中的抗战历史》（以下简称《丹青鉴证》），不仅是对一段峥嵘岁月中美术创作的总结，更是对抗战精神的溯源。这部系统梳理抗战时期美术创作及其历史意义的学术著作，为我们深化抗战美术研究、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美术史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美术创作存在一定程度的“窄化”现象。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往往被视为应民族存亡之急、宣传功能突出的产物，艺术本体价值与现代性探索在强调形式革新的叙事中未被充分重视。这种偏颇，导致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性未能得到全面认识。《丹青鉴证》则以其翔实的史料基础、丰富的图像证据和深刻的理论论述，清晰地阐明，1931至1945年这十四年并非中国美术发展的“断裂期”或“停滞期”，而是一个在极度艰难条件下爆发出巨大创造力，进行着深刻转型与多重探索的关键时期。抗战美术不应被简单视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插曲”，而实为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重要潮流。通过这本书，我们认识到抗战时期的美术探索是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艺术家走出象牙塔，深入现实、贴近人民，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重新定义艺术的功能、对象与形式语言。《丹青鉴证》的系统性梳理，为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美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青鉴证》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突破以往过于强调某一种媒介或风格的单一化叙事模式，全景式地展现抗战美术多样、动态且充满内在张力的整体生态。该书涵盖当时重要艺术家的美术创作实践，囊括木刻版画、漫画、中国画、油画、新年画、宣传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这种广博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看见抗战美术的全景。在这一多样生态中，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抗战时期的美术探索超越单纯的风格借鉴或形式革新，深刻融入为人生、为抗战、为大众服务的时代洪流中；艺术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探索，对民族、民间传统美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及艺术组织与传播方式的社会化变革，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丹青鉴证》不仅关注艺术创作的宏观现象，同时也深入剖析艺术家个体的心路历程与集体组织的动员力量。这种双重视角，揭示了抗战美术内部存在的艺术自律与社会责任、民族形式与现代意识、个体表达与集体诉求之间的协调发展。这种特性，正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艺术发展的关键所在。

　　基于《丹青鉴证》提供的坚实学术基础，抗战美术研究乃至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向实现突破。一是建立全球视野下的抗战美术研究框架。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美术与国际反法西斯美术浪潮之间的呼应、交流与差异，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课题。二是重新审视“民族化”实践与“现代性”取向的交汇。抗战时期对“民族形式”的探索，绝非简单的复古或民间化，而是在救亡这一时代议题下，对中西艺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激烈实验。这一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美术的发展路径，其意义值得进行深入剖析。三是推动微观研究与宏观叙事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这本书会推进个体艺术家在抗战时期生涯抉择、风格演变和心灵历程的深入研究；推进对不同地域美术生态的深入剖析，例如“抗战时期的艺术家西北行”等课题，探究其如何改变艺术视野并促进民族风格的探索。这些，将极大丰富我们对于抗战历史的人文理解。

　　综上，《丹青鉴证》以其鉴史证史的学术担当、鉴往知来的历史情怀，为抗战美术研究开创了新的图景。该著不仅是一部填补空白的美术史料集成，更是一部引发深思的美术史学论著，有力地论证了抗战美术作为中国美术现代性重要一环的历史地位。抗战美术所彰显的正是在民族危急关头，艺术如何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历史进程、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文化认同。期待未来有更多学者加入相关研究中来，共同书写一部更为丰富、深刻、动人心魄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