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柴如瑾

　　“在所有几位担任编委的著名语言学家中，给专刊支持最力、写稿最多、对我编辑工作指导最恳切也最具体者，就是吕先生。”这是光明日报社已故高级编辑、《语言文字》专刊原主编张巨龄回忆文章中的一段话。

　　文中提到的“吕先生”，就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

　　1904年，吕叔湘出生在江苏丹阳的一个商贾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后赴英国留学。抗战初期，他发表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从此走上语言研究之路。1942年，他出版了《中国文法要略》上卷，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一部开创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编写新中国统编教材初中课本《汉语》，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

　　1984年11月，在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和众多语言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倡议下，光明日报筹创《语言文字》专刊。受报社之邀，时年已80岁高龄的吕叔湘欣然应允担任专刊编委。

　　吕叔湘就任编委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受托修改胡乔木为专刊撰写的“发刊词”。

　　据张巨龄回忆，当时胡乔木身体不适正在休养，撰写的文章没有标题、没分段落，字体大小也不均。文稿送往报社时，胡乔木特意注明：“请誊清送吕老审阅修改后用。”

　　张巨龄将誊清后的文稿送给吕叔湘。接到文稿后，深度近视的吕叔湘立即伏案秉笔、精心修改，又另纸重新誊清，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在随同改稿寄给张巨龄的信中，吕叔湘谦逊地表示：“有几处他（指胡乔木同志。编者注）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对不对。所以，请他看小样的时候，再修改。”

　　“两位老人，一位是已至耋龄的学界泰斗，一位是年逾古稀、仍在日夜操劳的中央领导，为了《光明日报》一个专刊的创办，为了一篇千字文稿的往来斟酌，如此一丝不苟，令人肃然起敬。”张巨龄感叹道。

　　此后时光，吕叔湘心系《语言文字》，1985至1988年，仅办刊这三年间撰稿就多达17篇。而在此前《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等专刊上，吕叔湘发表的署名文章还有10余篇。这些稿件，主要涉及语文实践和语文规范问题。

　　1985年3月5日，首期《语言文字》发表了吕叔湘的《语文问题种种》一文。文中，在对“使用语文的问题”进行分类时，他将“文风”列在首位，并提出，“文章的大小，应该因文制宜”。他结合自己写小文章的体会谈道：“有时候值得讲一讲的看法，只不过这么一点点，如果写成大文章，无非是要勉强搭架子，占用报刊过多的篇幅，也占用读者更多的时间，也占用自己更多的时间，还推迟自己的看法和广大读者见面的时间。何必呢？”

　　不但倡导，而且力行。吕叔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既有200余字的“求疵录”小短文《做新闻标题不可掉以轻心》，也有4000余字的大篇幅，谈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发挥好汉语拼音的作用。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吕叔湘就专文论述过“文风”问题。他认为，从思想方法到选词、造句、使用标点符号，都与文风有关。

　　“做好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字问题，也就是不仅仅是文从字顺，不写错别字的问题。除了跟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修养以外，至少还有两件事：一、肯动脑筋；二、肯查资料。”在《光明日报》1985年7月23日刊发的《做好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字问题》一文中，吕叔湘开宗明义。

　　文风关乎作风，语文教育则关系传承。在《光明日报》这方园地，吕叔湘从语言实际出发，积极普及语文知识，践行着“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的治学理念。在他写给《光明日报》的稿件中，多有关于语文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其中，《“偃旗息鼓”和“圆满结束”》这篇精粹小文还被收入教材，成为广大教师和学生丰富语文知识、提升语文素养的宝贵读物。

　　1986年2月18日，《语言文字》发表了吕叔湘题为《新的和旧的语文教学》的文章，专门讨论新旧语文教学法的利弊。他认为：“先利用汉语拼音满足儿童的读和写的要求，然后通过注音读物学习汉字，基本上是无师自通，逐步达到阅读没有注音的汉字读物，写汉字夹拼音的作文，最后达到纯用汉字写作文的目的。这种教学法看起来好像迂回曲折，可是却比直接攻汉字关、打硬仗效果好。”

　　吕叔湘为专刊付出的心血，不只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还在具体细微的编辑工作中。

　　2015年，记者曾到张巨龄家中拜访。在书房中，张巨龄小心翼翼地捧出吕叔湘寄给《语言文字》的全部手稿和信件，以及经他复审的文稿小样。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平平整整地夹在透明文件夹中。

　　“提行”“五楷”“四方”“标题别排，二行”“只向前一字”……记者发现，手稿中不少篇目都标注着上述字样，不由有些困惑：“这不该是编辑做的工作吗？”

　　“这正是吕先生细心过人之处！他写稿不但字斟句酌，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常在文稿上标出排版时应注意的行款格式，以及用怎样的字体、字号等。”张巨龄笑答，“那时没有电脑，一切都要手抄笔录。所以，每要将文稿送排字车间付排前，编辑们都得费些思量在稿件上做出详细标记，供师傅捡字时参考。吕先生的标注，不但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不少编辑工作的技术性知识。”

　　张巨龄捧起并翻开一页手稿，思绪回到了1985年初的一天。那天，吕叔湘在《语文问题种种》一文小样的附信中写道：“小样今天下午才收到，居然没有错字，很了不起。可是，与例句有关的行款搞得一塌糊涂，真糟糕。小样行间很密，简直无法改清楚，好在有原稿可供校改。”进而，他提出严肃忠告：“只要记住：例句退二，右边顶格，转行退三，二校时一一改正是不难的。”

　　“先生坦诚率直，有话从不拐弯抹角。”张巨龄道，“他从不以大家自诩，不仅自珍、自重，也珍重他人，特别是珍重那些为了文稿付出辛苦，忙于推敲的人。这是一种与《光明日报》内在相通的气度和品格。”

　　1998年，吕叔湘在京病逝。2016年，光明日报恢复停刊已久的《语言文字》。今天，这份专刊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吕叔湘等前贤的智慧、热情与梦想……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9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