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典籍类文献的增多，学界关于先秦两汉典籍形态及其流传过程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关于早期典籍的辨伪研究，也日益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另外，经学解体、仿西学分科置学的近现代学科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培养机制，同传统中国典籍与文化的综合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当此之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重建中国古典学。随后，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学术机构纷纷举办，一些主要高校开始设立“中国古典学系”，搭建起了“古典学”的学科平台。同近代以来的专门化分科不同，古典学重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建成更适用于古典时代文化研究的“统合性”学科与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复合型”人才。从这一“合”的角度来看，近十余年来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高等研究院，亦可看作是古典学重建的尝试形态之一。当然，一个学科专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学科建制、研究范式以及现实需求等方面的综合考虑。

　　经典研究是古典学研究的核心，古今如此，中西皆然。在古典学建设的视域下讨论研究范式的未来走向问题，以经典研究为切口最为合适。《尚书》是将我国古代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帝王号令、贤臣嘉谋的记录（通过实录或追述的形式）编纂而成，在儒家经典体系从“五经”到“十三经”的演进系统中始终有着重要地位。古典学建设视域下对《尚书》学研究范式进行回溯与展望，意义不言自明。

　　以经学时代和后经学时代为界线，《尚书》学的研究范式变化明显。前后经学时代《尚书》学研究范式差异的根源在于，经学时代的各种研究是以《尚书》的神圣性与真理性为前提的，各种经解注释本质是为了强化经典的权威性；后经学时代的研究则更强调价值中立（亦存在一个从拒斥、断裂到价值中立的过程），《尚书》成了单纯的分析对象，研究者不再预设其真理属性。贴合《尚书》学史具体言之，经学时代的研究范式可以粗略分为汉唐经传注疏、宋明义理阐释、清学考据辨伪三种历时类型。经传注疏通过章句训释构建经义体系，义理派将《尚书》纳入“道统”框架，使其阐释服务于社会现实，清代考据学（又称“朴学”或“汉学”）则以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为中心，强调实证与逻辑，反对宋明理学。

　　近代中国学术从“经世之学”转向“分科设学”，《尚书》不再单纯作为“治道之本”，而是被纳入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现代学科框架。这一过程始于晚清，在科举废除（1905）与新文化运动冲击下，经学逐步走向瓦解；同时，受西学影响，学科分类与专业细化受到重视。近代《尚书》学可粗分为三派：传统派、新证派和古史辨派。传统派延续清儒考据传统，专注文本训诂、义理辨析，重视古文与今文学派的争论。新证派引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材料，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学科方法，推动《尚书》的实证研究。古史辨派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质疑《尚书》篇章的真实性和历史可靠性，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此派学者，强调“层累造成说”，运用历史学、文学分析工具，批判性解构经典，推动《尚书》从“神圣经典”向“历史文献”的转变。到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尚书》学研究进一步系统化，出现了一批代表作，如陈梦家《尚书通论》、蒋善国《尚书综述》、刘起釪《尚书学史》等，这些著作以人物、时代或专题为纲，梳理学术流变，弥补了近代《尚书》研究碎片化的不足。这些《尚书》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文献考据，而是融入地理学、天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神话学、文学等视角，展现出跨学科拓展的新面貌。总之，近代分科以来的《尚书》学，从派别分化到方法融合，标志着中国古典研究向现代学术范式的成功转型，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传统考据与现代科学方法结合，为理解上古历史提供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尚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的互证、跨文化文明比较以及经典意义再生产等方面上，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范式。下面尝试从四个方面具言之：一是学科本位方向上的精细化探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傅道彬教授的《“六经”文学论》，该书是文学本位下经典研究的典范。二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方面上有了更多突破，这一方向的研究呈现出关注文本的互证与关注文本的物质形态两个略有区别的向度，就研究实际来看，不同学者对两个向度的侧重有所不同。代表性研究如程鹏万的《简牍帛书格式研究》、程浩的《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等。三是《尚书》学研究中全球视野的打开，跨文明比较方法得到深度使用。当然此类研究开始很早，如刘起釪先生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对《尚书》存世古抄本进行过跨文化的系统性研究。新近所见，如比较《洪范》《吕刑》与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的法治观念，以及比较西周金文“册命体”铭文与古埃及《亡灵书》仪式文本功能的异同等。四是“制度—载体—仪式”的整体性考察开始替代单纯的文本研究成为探讨《尚书》学的重要方法。如张怀通的《“尚书”与礼仪》利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古文字资料，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最新成果，来讨论“尚书”与礼仪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不但摆脱了传统经学神圣化阐释的路径依赖，同时规避了古史辨派“证伪至上”的极端怀疑论，通过引入社会学视角，将《尚书》文本视为制度实践与政治建构的产物，有效揭示了其从王官档案到儒家经典转化中的知识转型及其运作机制。可以说，近十年的《尚书》学研究不再纠缠“真伪”“学派”之争，转而通过技术革命、物质回归、文明对话、经义重释，使《尚书》从“上古史料”升维为理解人类早期文明建构机制的新经典文本。

　　实际上，《尚书》学研究的新动向同古典学重建对综合性、对跨学科的需求完全一致。新的研究方向需要我们既整合折中《尚书》学史上的诸种研究传统，又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研究新局面。“制度—载体—仪式”的整体性考察等是通过跨学科的手段达到的方法论革新，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研究手段的巨变则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业态即将到来。数字人文学科虽然在逐步发展过程中，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革新气息。

　　就《尚书》学研究而言，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范式正在实践中建构。例如随着文本数字化与智能校勘的成熟，我们能够构建《尚书》多版本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利用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比对异文。例如随着字形分析工具的开发和完善，我们将能够很容易可视化展示青铜器铭文与传世文本的字形演变关系。例如运用文本挖掘、GIS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对《尚书》文本进行量化研究。例如通过建立《尚书》词汇数据库（如“天命”“明德”关键词演变图谱），可视化核心概念的历史语义变迁；通过GIS复原《禹贡》山川地理体系；利用相关技术分析简牍时代文本传播网络，揭示早期抄本扩散路径。通过这些新的尝试，经典文献被转化为可计算、可验证的结构化数据，由此实现宏观规律与微观证据的结合；从而逐步完成从“文献考据”到“数据实证”、从“文本封闭”到“语境开放”、从“孤军奋战”到“跨学科协作”的新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可以说，在数字人文方法深度介入下，《尚书》学研究已开始了方法论革命与问题意识更新，形成以数据驱动、跨学科协作、可视化呈现为核心的新范式。数字人文使《尚书》研究从“解释经典”转向 “描写经典何以成为经典”，例如我们可以从数据维度再现文本从王官档案到文明元典的嬗变密码。而当《禹贡》河道在GIS中重现，当汉代经师权力网络在图谱中显影，我们已无限接近早期中国知识生产的真相了。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