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夏韵（外交学院讲师）

　　今年11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从首相桑切斯三年三度访华，到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推动合作落地，一系列外交互动彰显了中西两国关系的热度。与此同时，从美术馆的珍品巡展、剧院里的经典共赏到思想界的学术互动，一场跨越大陆的文明对话也同步展开。

　　作为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古国，中国与西班牙始终保持着跨时空的凝视与对话，这种对话深刻地烙印在西班牙的文学传统之中。几个世纪以来，“东方”与“中国”作为一种不断演变的审美意象与文化参照，不仅为西班牙文学注入了异域情调，更成为其构建异域认知、反思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

　　一、笔墨为舟：从听闻、书写到想象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往往比商船走得更远。它展开想象的羽翼，在现实尚未抵达之处，勾勒出一片理想化的异域。待到真实的旅人踏上那片土地，那些朦胧的图景又被鲜活的经历所触碰、修正与丰富。而后，这些体验再度汇入新的叙述，推动两种文明在“想象——经验——再想象”的循环中，逐渐加深对彼此的理解。西班牙与东方世界的文学相遇，便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徐徐展开。这一循环的源头，植根于早期西方对东方的集体想象。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早期叙述，将中国从缥缈的传说具体化为一个富庶智慧的乌托邦式国度，不仅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世界提供了充满魅力的东方图景，也激发了此后几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探索与书写热情。

　　十六世纪，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1545—1618）奉罗马教皇之命，汇集航海者、使节等人带回的第一手资料，于1585年完成了《中华大帝国史》。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系统论述明代中国的政区地理、科举制度、法律体系、科技成就、宗教信仰与社会风俗，堪称一部完整的中国总论；第二卷则辑录了一些人在福建、广州等地的亲身经历，成为早期中西接触的珍贵实录。这部以“间接经验”为基础的集大成之作，将散见于欧洲的东方见闻整合为体制完备、文明昌盛的中国全景。书中不仅详述明代十五行省的行政区划、长城雄姿与丰饶物产，更系统呈现了科举取士的官僚体系、以伦理为本的法律政治，以及印刷术、铸炮技术等令欧洲瞩目的文明成就。作为十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记述，这部“东方百科全书”首次为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建立起系统化、可征引的中国认知框架，使中国从游记中的模糊传闻，转变为在历史、制度与文化层面皆可被理解的文明实体。随着多种译本在欧洲迅速流传，该著作不仅奠定了欧洲早期汉学的文献基础，更塑造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图景。

　　当这些来自实地与书斋的东方印象，渐渐沉淀于西班牙的文化土壤，便催生出更为自由也更富诗意的文学表达。在塞万提斯的笔下，东方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坐标，而是化作一片象征理想与未知的精神境域。这种想象并非单向的，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序言中，塞万提斯以幽默的笔调写道，中国皇帝曾遣使致信，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学校，并邀他出任校长。这一虚构的轶事，既是对自身声名的诙谐自嘲，更折射出文学如何成为文明的桥梁——当西班牙人眺望东方时，东方也在以某种方式“看见”西方。于是，《堂吉诃德》中的东方，不仅是地理的延伸，更是心灵的共鸣。在那个时代，书籍抑或文学成为文明之间最轻盈而深长的纽带。

　　《堂吉诃德》封面 资料图片

　　塞万提斯 资料图片

　　二、镜像之间：从纪实、虚构到社会理想

　　十九世纪，西班牙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逐渐从宏观想象到具体观察、从文化参照到社会批判转型。这一时期的三位作家——恩里克·加斯帕尔（1842—1902）、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与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共同绘制了一幅更为复杂、矛盾且充满张力的中国图景。他们的作品，标志着西班牙对中国的认知进入了在镜像中反观自身的新阶段。

　　恩里克·加斯帕尔最具开创性的笔触落在科幻小说《逆时间而行者》（1887）之上。在这部早于威尔斯七年的时间机器小说中，加斯帕尔让逆时间而行的机器航向古老的华夏大地：一个拥有超前科技的“乌托邦”，一个充满宫廷秘史与转世神话的传奇国度。这一设定意味深长。在他笔下，中国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而是升华为时间的符号和文明的参照，成为一个与西方现代性平行甚至更早发端的文明坐标系。加斯帕尔以科幻叙事重构东方，拓展了西班牙文学中虚实交织的中国形象的维度。

　　沿着加斯帕尔开辟的这条路径，佩雷斯·加尔多斯则展现出另一种文人式的观照。在其代表作《两个女人的命运》（1887）等作品中，中国的丝绸和器物不再是猎奇的装饰，而是优雅地嵌入西班牙贵族的生活场景与言谈之中，成为品位与教养的象征。作家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西班牙妇女应当感激中国人，正是这美轮美奂、别具风情的大披巾，使她们光彩照人。”加尔多斯笔下的中国元素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内化与借用。当西班牙女性在重要场合身着中国披肩，当这些披肩成为“天然诗意”的传家宝时，中国在西班牙文学中已经从一个被描述的遥远客体，逐渐演变为可以被欣赏乃至标榜自身审美趣味的文化参照。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1925）中，以跨越沈阳至粤港澳的实地观察，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描绘了一幅超越西方想象的立体画卷。作家既震撼于紫禁城的琉璃瓦与天坛的汉白玉穹顶，也为东北车站乞儿的苦难、黄包车夫的脊背与女童的缠足而痛心；同时，香港港口的罢工浪潮与广州城头的革命旌旗，更让他窥见一个民族新生的曙光。伊巴涅斯目睹三名中国渔民驾着一叶近乎沉没的小舟，以“有尊严的脊背”迎浪前行。他将这一景象升华为整个民族的隐喻，并借英国军官之叹——“若得正确引领，中国人必成世上最优秀的海员”——点出了对中国未来的深刻信念。作为以笔为剑的革命作家，伊巴涅斯并未止步于纪实，他将对东方的观察融入对战争、人性与文明危机的宏大叙事中，将东方视为西方现代性批判的镜鉴。他的中国书写因而超越了物象与事件，在精神层面与东方对西方霸权的抵抗形成隐秘呼应，使“中国”成为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思想参照。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资料图片

　　《一个小说家的世界旅行》封面 资料图片

　　三、诗心映照：从颂歌礼赞到哲思禅境

　　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诗人，以更为精微的诗性触角，延续并深化了中西文明的对话。他们的中国书写构成了一幅跨时代的精神地图，既展现了西班牙诗人对东方文化的想象与感知方式，也反映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诗学追求与思想历程，完成了从现实到心灵、从政治叙事到精神探求的转化。

　　拉菲尔·阿尔贝蒂（1902—1999）与胡安·雷哈诺（1903—1976）作为流亡异域的共和派诗人，将新中国视为理想社会的诗意象征。阿尔贝蒂在《中国在微笑》等诗篇中，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将东方的希望与自身政治理想紧密相连。雷哈诺在其诗集《中国日记》中，不仅记录了所见的风景，还深情回望中国的千年文明，向屈原等古代诗人致意。他更将新中国建设解读为一种充满集体主义诗意的壮丽实践，其笔下的中国是照亮西班牙民主未来的“远方之光”。

　　当阿尔贝蒂与雷哈诺以政治热情勾勒中国的宏观图景，卡门·孔德（1907—1996）则转向更为细腻的文化观察。她并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是以旅行者的脚步与诗人的目光记录中国社会的日常，其诗作超越了意识形态，传递出深厚的人文关怀与跨文化共情。在《中国的美好日子》（1985）中，她将注意力投向雨中折落的枫树枝、湖面轻摇的橹声、街头自然绽放的笑脸，在看似普通的瞬间中捕捉情感。她的诗作由外在旅程不断回返内心世界，使旅行文学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观看”，以自然、记忆与情绪构筑真实可信的文化理解。

　　而安东尼奥·科利纳斯（1946—）则在中国古典哲学与思想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已深刻内化为其诗学思想与宇宙观的核心脉络。尤其是1983年的关键诗集《夜外之夜》，以中国思想作为其诗歌世界的精髓，深度融合了中国儒释道的思想传统。其诗作中，“和谐”“虚空”“大道”等概念频繁出现，诗人将呼吸的韵律视为宇宙间对立、互补的力量交融与循环的象征，强调通过呼吸接纳宇宙能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外，科利纳斯在散文随笔集《深埋的种子——中国行纪》中，系统地将西班牙神秘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思想与中国道家哲学进行平行比较，尤其在对“无”的诠释上——他所追求的“无”并非西方的虚无，而是道家意义上的“无为”与“至满”，是蕴含无限生机的虚空。这种对东方智慧的探寻也延伸至他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诗歌产生的精神共鸣中，他在其中找到了与自己相通的对自然宇宙的沉静、和谐与有机的观照方式。

　　点点星光汇成河流，跨越时空的中西文明对话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既深邃又绚丽的中国印记。从门多萨的思想建构、塞万提斯的幽默遥想到加斯帕尔的时空穿越，中国不只是一片遥远的东方土地，更是一面折光的镜子：它承载着异域风物的魅力，也折射出西班牙作家对自我、对世界的不断追问。纪实与虚构交织，社会批判与诗性思考并行，构成了一条绵延数百年的文学航道。到了二十世纪，这股东方之风更内化为一种形而上的追索，使诗人们在中国哲学与美学中发现了与自身经验暗暗契合的回声。事实表明，文明之间的真正交流从不止步于图景的描摹或符号的借用，而在于精神层面的互触。当西班牙文学的思辨与感性在中国智慧中找到新的方向，两种文化便在文字的星空下相互映照，形成一种超越地理与时代的恒久光芒。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