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光良（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卡日曲，其蜿蜒向东，呈“几”字形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平原后注入渤海。黄河干流全长5464千米，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米，为世界第五长河、中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故有“母亲河”的美誉。

　　文明摇篮的探寻：历史时期的黄河地理认知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展现智慧、发挥才能、演绎历史的大舞台。据统计，黄河流域内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较为密集，这些文保单位时间跨度较大，从数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至近现代。从数量来看，明清时期最多，史前、宋元和近代以来次之，秦汉、先秦、隋唐五代和魏晋南北朝数量较少。黄河流域见证了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领略了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从灿烂过去走向辉煌今朝的形成及演进过程，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少见的。黄河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中华精神的重要标识。

　　黄河滋润了数以亿计的中华儿女，他们抬头为朗朗乾坤，低头是浩浩大河。面对奔腾不息、东归入海的黄河，人们不禁发出“河源何处”的疑问。中国最早地理著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曾经记载大禹疏导黄河所走的行程：“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个记载与其说是大禹治水的行程，不如说是先秦时期人们对黄河走向及黄河流域的大体认识。当时的人们认为黄河起于积石，大体在今天甘肃、青海交界的积石山一带，流到龙门山，向南流达华山之北，又折向东到底柱山、孟津、洛水一带，然后向北汇入大泽后分散为九条河道，后又汇合注入大海。这一黄河流向的描述与今天长城以内黄河的实际流向基本吻合，反映出先秦时期人们对黄河认识的准确性。宋代，采用“计里画方”网格法绘制的石刻地图《禹迹图》醒目地标出黄河，其位置走向与《尚书∙禹贡》的记录几无二致，海岸线也绘制得较为准确，黄河长城以内的河段与今天的地图差别不大。但是说到河源，《禹迹图》只能绘制到“导河积石”，一到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则模糊不清，甚至干脆不加绘制。

　　实际上，自古以来，无数先贤不仅迸发了河源何处的思考，更是付出巨大努力开展了对黄河源的探索。可以说，史前至秦代对黄河源的探索历史，反映出中华民族对黄河源这一重大地理标识的认知过程。

　　文化交流的通道：细石器技术与河源的史前征程

　　近年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河源段发现了处于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细石器遗存。这些遗存数量较多，仅在果洛州达日、甘德段的黄河两侧就发现细石器遗存数十处，它们基本属于旷野遗址，文化遗存直接暴露于地表，面积大的有数万平方米，小的只有数十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主干道河流阶地上，较大支流河谷中也有少量分布。

　　以甘德1号地点为例，其地处甘德县与达日县交界处，遗存分布在黄河主干道北岸的二级河流阶地上，这里海拔3941米，地形是相对完整独立的阶地，在阶地南侧的前缘地表发现较为密集的细石器，地表共采集到410件石制品，地层堆积中出土了6件石制品和4件动物骨骼。

　　这些石制品属于细石器，类型齐全，包括细石核、石片、细石叶、工具等，其中以石片为主。该遗址共发现细石核34件，分为楔形细石核、锥形细石核两类。从细石核制作阶段上看，涵盖石核生产中的预制阶段、打制阶段及核体过小或台面无法支持继续剥片时的耗竭阶段，表明这是一个石器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一处规模较大，人类活动较集中、时间较长的季节性中心营地。石制品遗存中石片数量最多，达297件，均属锤击法剥离的石片，绝大部分为加工工具或再修理过程中所产生，台面形状多不规则，石片背面多为全疤，少数保留部分砾石面。采集细石叶31件，横剖面呈三角形并且两侧边近于平行，该地点采集的细石叶制品并不多，说明先民在此打制获得细石叶后遗弃了母体细石核，带走了锋利的细石叶，并用于附近的狩猎采集活动。

　　对出土细石器地层中沉积物进行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距今13400年。这意味着甘德1号地点细石器狩猎采集人群活动年代可以追溯至遥远的13000年前。甘德1号地点年代创造了多项纪录，是青藏高原腹地海拔4000米左右的最早细石器地点之一，是河源段最早的细石器地点。甘德—达日黄河河谷发现数十个类似的细石器遗存，而且地处黄河支流的下大武遗址细石器人类活动年代为11200年前，说明早在13000～11000年前，细石器狩猎人群已经踏上了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的黄河河源段，那里距离今天我们所知的真正的黄河源头已经近在咫尺。可以说，他们是探索河源的先驱者，自此之后，人们探索河源的脚步也未曾停歇。

　　13000年前的河源细石器人群来自何方？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和自然环境演变相联系。24000～18000年前，全球进入末次冰期最盛期，冰盖与冰川大面积发育，海平面下降，当时中国大部分区域年均气温较现今低7～8℃，降水普遍减少，青藏高原也不例外。高原上冰川连绵、冻土发育，以荒漠草原和高山沙漠为主，森林植被仅萎缩于高原边缘河谷地带。可以想见，青藏高原主体严酷的自然环境很难满足人类生存。16000～11500年前，全球气候进入末次冰消期，气温开始逐渐回升，降水有所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冰川开始融化，河流径流增大。华北是细石器技术使用较早、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前的30000～24000年前，气候状况开始变差，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条件，细石器技术开始在华北出现，并在末次冰期最盛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末次冰消期，华北地区细石器技术迅速进入繁盛时期，主要为船形和楔形细石核技术，前者流行的时间在18000～16000年前，后者主要集中在16000～13000年前。

　　在河源段发现的细石核主要为楔形细石核，一般认为该种技术来自华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尼玛卿山脚下的下大武遗址发现的船形细石核，个头只有橡皮擦大小，材质为黑色燧石，打制精致且技术成熟，而这种技术的源头也直接指向了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是船形细石核技术发现最早、分布最密集、最具特征的地区，而下大武船形细石核年代在距今10000年前后。这些极具技术特征的细石技术能够从华北踏上青藏高原，显然与黄河密不可分。黄河为早期细石器人群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汲水之便，成为在高低海拔之间大范围穿梭的迅捷通道。末次冰消期的人群正是趁着迅速变暖的气候、恢复的植被、增加的野生动物，借助黄河，追寻猎物的踪迹，踏上了探索河源、开发利用青藏高原的脚步。

　　在黄河流域，海拔愈低，细石器技术愈早；海拔愈高，细石器人群愈晚。初步研究显示，黄河源头鄂陵湖—扎陵湖一带的细石器遗存年代可能在距今8000～6000年。由此表明，早在13000年前的晚更新世末期，人类已经踏上了海拔4000米的河源段，并在距今8000年左右抵达了黄河源鄂陵湖—扎陵湖一带。

　　矗立河源的文明符号：昆仑石刻中的河源认证

　　距今3600年之后的青铜时代，青藏高原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在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因此这里应该是高原青铜文化的核心区。该时期羊的饲养、牦牛的驯养已经非常普遍，畜牧业地位的确立以及耐寒的大麦的种植，意味着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可以向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进行大规模扩张，并实现对高原再次深度开发利用，当然也包括在河源一带。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初期秦厉公时俘虏一位羌人无弋爰剑，他在秦国学习耕作等先进技术，后逃归到河湟谷地一带，教授当地民众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无弋爰剑成为一名部落头领。到了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发兵到渭河的河首，灭了狄戎。忍的叔父卬担心受到威胁，带领部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忍及弟舞独留湟中……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赐支河曲”是黄河上游的经典地标，大致位于黄河从青海省果洛玛多县向东流后，在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处形成的巨大弯曲河道。换句话说，卬带领部众从故土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河湟谷地，迁徙至新家园高原腹地的河源果洛一带。这一历史记载和近年来三江源考古发现的石棺葬相吻合。

　　石棺葬是青铜时代盛行于青藏高原东北、东部边缘地带一种富有地域特点的墓葬形式，约商周之际，石棺葬流行于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源头来自西北氐羌部族。近年来在高原腹地也发现有石棺葬，比如玉树治多通天河河畔发现了普卡贡玛墓群石棺葬，出土了青铜制品，发现有带孔石斧。从陶器的灰陶、折腹、双大耳等特征来看，其与分布在河湟谷地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晚期唐汪类型风格类似，而唐汪类型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中期。类似的石棺葬在黄河源的扎陵湖一带也有发现，可见历史记录与考古证据都支持：春秋战国时期河湟谷地以羌人为主的青铜文化与高原腹地三江源一带人类活动有密切联系。这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黄河上游的羌人已经对河源有了相当认识，应当掌握了相应的地理知识，而扎陵湖石棺葬的发现应是该时期羌人踏足河源的直接证据。

　　史书不仅记载了秦厉公、秦献公和秦孝公时期秦与羌的关系，也记录了秦始皇时期与羌的关系：“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羌）种人得以繁息。”说明秦国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羌的生死存亡。加之秦人本身兴起于中国西部，与同属西部的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悠久而密切，比如秦封泥中有“西方谒者”“西方中谒”等，说明秦可能设有负责处理“西方”事务的职署。秦与西部交往频繁，其中也应包括与羌的交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臣曾经当朝陈述秦疆域的辽阔，“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而西部的羌中显然是羌人生活的地方，不排除秦代已将疆域扩展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可能。

　　先秦地理著作《山海经》记载了昆仑山“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也就是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五大夫翳的采药队到来之前，人们已经对河源一带有充分的探索和认识。另外，作为中央政府派遣五大夫翳西行昆仑采药，地方羌人部众提供必要的粮草供应、向导支持，这也解释了五大夫翳一行能够准确到达河源扎陵湖北岸的原因。位于扎陵湖北岸的尕日塘石刻记述的秦始皇卅七年三月己卯日，派遣五大夫翳带领方士采药昆仑之事也就顺理成章。

　　早在2200年前，来自中原的探索者已经踏足河源。早期历史中对青藏高原及其河源的探索和认识，正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伟大精神的写照，它反映的是中华文明的高度与宽度，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