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德岁（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

达尔文居住四十年的“党豪斯” 图片选自《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小猎犬号”途经的特内里费岛 图片选自《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近半个世纪前，我作为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后的首批考生，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复试。面试临近尾声，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主考的周明镇院士却突然微笑着问我：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副标题是什么？我顿时面红耳赤，低声承认自己并未读过《物种起源》。尽管后来我仍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但这次“走麦城”却令我久久难忘。

　　毕业后，我留所短暂工作后，便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旁的书店，我买下的第一本书便是英文原版《物种起源》（第6版），并选修了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大卫·威克教授的课。那门内容极其丰富的课程，将我系统带入了演化生物学领域，也让我迅速成为达尔文的“粉丝”。

　　2009年，时值达尔文200周年诞辰，世界各国都举办了纪念活动。中国学术界也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达尔文论坛，我与张弥曼院士也提交了我们合作研究青藏高原鱼类化石演化揭示青藏高原隆起历史的论文。彼时译林出版社的人文精选丛书正计划收入《物种起源》，故邀请论坛组织者之一的周忠和院士执译，他却郑重地向译林出版社推荐了我，这也标志着我从古生物学家，逐步转向以达尔文生平、思想与演化论为核心的专门研究。尽管当时市面上已有不止一个《物种起源》中译本，但全都是根据其最后一版（第6版）翻译的；而学界的新近共识则认为其初版（1859年的第1版以及改动最少的1860年第2版）才是“最具革命性的”，且代表了达尔文在其后各版做出众多“违心的妥协及修改”之前的真实想法。因此，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翻译了第2版，先后收入“译林人文精选”（2013）与“译林经典”（2016）丛书；2018年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我根据第1版翻译的《物种起源（插图收藏版）》。

　　在翻译与研读的过程中，我对达尔文本人与演化思想的研究日益深入。此后，我又撰写了《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接力出版社，2014年）等科普著作，并在媒体开设专栏，分享研究心得。2021年，这些文章结集为《苗德岁讲达尔文》（译林出版社，2021年）出版。当然，其间还有一个对我而言实属“不幸”的事件，加速了这一转型：由于过度劳累，我2014年9月患脑梗并留下了左侧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无法继续从事科研工作。2018年退休后，我开始“全职”达尔文研究与科普写作工作。达尔文的著作与精神，成为我日常写作与生活的支柱与慰藉。每当受病痛困扰，想到达尔文环球考察归来后，被一种怪病缠身终生，屡感“生不如死”，却仍坚持科研著述直到生命尽头，我便获得了巨大的精神鼓励。我中风后创作的20余本科普书以及无数报刊文章，都是靠右手食指的“一指禅”功夫，逐字逐句地在键盘上敲出来的，以至于不久前患上了腱鞘炎，敲字速度显著慢了许多……

　　2024年秋，时任广西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马婕女士找到我，希望我在既往著作基础上，为青少年撰写一本融合进化论科普、科学精神与励志故事的达尔文传记。这个提议对我而言可谓正中下怀，它给了我一个系统梳理达尔文生平与思想的机会。我们商定，这本书需内容新颖、视角独特、形式有趣。最终，这本以达尔文生平传略为主线，以其关键著作为脉络，辅以大量历史图片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得以面世，其成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期。

　　在书中，我将达尔文的一生分为两大阶段：“小猎犬号”环球考察结束之前与之后。前一阶段，他走出家乡（英国南部小城什鲁斯伯里），求学探索，为后来的“宅家”生涯积累了坚实的知识与材料。后一阶段，他定居伦敦郊外的“唐宅”（即通常音译的“党豪斯”——Downe House），几乎过着“隐士”生活，专心著述。换言之，前一阶段，他满世界地“浪”；后一阶段，他足不出户地“宅”。他本愿长眠于家族墓园，亲近他钟爱的土地与蚯蚓，最终却“身不由己”地备受哀荣——英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并将其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与诗人乔叟和科学家牛顿等毗邻为伴。如今，达尔文与莎士比亚一同，已成为英国引以为傲的文化与科学支柱。

　　这本书也是我近半个世纪研究心血的结晶，我期望与读者们分享我研究达尔文与生物演化论的至乐。那么，为何要研究达尔文？他的理论为何如此重要？科学专栏作家迈克尔·舍默说得好：“达尔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演化论重要。演化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学重要。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时代的无与伦比、史诗般的叙事，讲述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达尔文的演化论不仅影响了过去，更塑造着现在与未来。近两百年来，医学生物学领域的几乎所有重大进展，无一不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演化论基础之上的。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断言：“没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生物学里的一切都匪夷所思。”在科学史上，被冠以“科学革命”的只有“哥白尼革命”（推翻了“地心说”）和“达尔文革命”（推翻了“创世说”），因为它们都以惊人的方式颠覆了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认知。而这两次伟大的革命，都始于科学家那份最原始的“好奇心”。

　　爱因斯坦曾说：“我并不特别聪明，我只是充满好奇。”同样，达尔文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也写道：“决定我成功的因素包括热爱科学、永不泯灭的好奇心、勤勉地观察和收集事实、善于提出和思考问题、无比的耐心和相当的发明能力。”本书的主旨，正是展现这“永不泯灭的好奇心”如何驱动达尔文不断探索，最终铸就了这位科学革命家。

　　书中前六章记述了达尔文三十岁前的人生。一方面，他家境优渥：从中小学阶段的私立名校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和剑桥大学，他获得了当时最好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虽然他天资聪颖，却成绩平平，甚至从医学院辍学，按今日标准，可谓“输在起跑线上”。然而，一个“偶然”却“命中注定”般的机遇——随“小猎犬号”进行五年环球考察——彻底改变了他。回到英国以后，他立志毕生从事科研活动，并得到了父亲的全力支持。他撰写的考察日志（即《小猎犬号航海记》），以丰富的博物学新知、异国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他在考察期间的心路历程，吸引了众多读者，成为畅销书，使他一举成名。这次经历被他视作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奠定其整个学术生涯。我希望通过这段故事告诉今日的青少年与家长：人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起跑线上暂时的领先或落后，远不能决定最终的结局。

　　第七、八章从达尔文而立之年讲起，追溯了他如何从最初对创世论与物种不变论的怀疑，到对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的顿悟，并最终写出石破天惊的《物种起源》的全过程。这一理论完美解释了生物多样性的由来——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并经过长时期缓慢积累而产生了“神奇”的结果。赫胥黎曾感叹：“如此简单美妙的理论，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达尔文理论之所以是革命性的，不仅在于揭示了生命演化的奥秘，更在于它深刻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及与万物关系的认知。尽管初版中他谨慎地回避了人类起源，但其指向已不言自明，这也正是反对者最为恐惧之处。

　　第九、十章介绍达尔文为捍卫与深化其学说所做的持续努力。他系统从事植物学研究并撰写多部经典著作，以积累更多证据。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晚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中，阐明了人类源自非洲古猿的论点，极大地强化了演化论体系。我在书中不仅介绍了这部仅次于《物种起源》的重要著作的核心内容，还探讨了“性选择”与“美的演化”等深邃议题，并回顾了后世古人类学的化石发现如何有力证实了达尔文的预见。

　　最后一章，则简述了达尔文身后生命科学的进展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自1859年《物种起源》打开那扇“生命之光”的大门，一代代科学家踵事增华，取得了诸多惠及人类的成就。从DNA鉴定到疾病防控，从作物育种到环境保护，达尔文开创的道路仍在不断向前延伸。今天，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挑战，在达尔文亲手开创或深刻影响的生物分类学、生物形态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生物地理学等领域，探索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我衷心希望，读者能通过这本书，对达尔文及其思想有更深的理解。若能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对生命的好奇、对科学的兴趣，鼓励他们发扬前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使达尔文开启的这场伟大的生命探索薪火相传，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也定然是达尔文所乐见的未来。期待新时代的年轻人，能永葆那份“永不泯灭的好奇心”，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勇敢前行。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