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娟芳（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3月11日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十五周年。3月3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3月理事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岛核事故“看似天灾，实为人祸”，暴露出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的严重缺陷，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对福岛核事故后续处置进程保持长期审议，按照全球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对日本实行严格监督，同时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将核污水排海的立场。

　　早在2012年，日本国会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已明确将事故根源定性为“人祸”，直指监管失效与企业诚信缺失。然而，15年后，核事故的“人祸”逻辑非但未被彻底清算，反而被日本政府延续至后续的核污水排海决策。从事故处置中暴露的“人祸”本质，到后续核污水排海引发的持续争议，日本已成为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负面样本，持续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担忧与伦理争议。

　　制度溃败：政企勾结下的核安全监管黑洞

　　制度溃败是福岛核事故“人祸”特质的关键内因，其核心问题在于利益捆绑下的监管体系系统性失灵。

　　福岛核事故前，日本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就存在根本性制度缺陷，其核心矛盾在于“自己监管自己”。具体而言，理论上负责安全监管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隶属于积极推动核能发展的经济产业省，两者在实际运行中结成了稳固的利益同盟，形成了“政产研”一体化的封闭利益圈。在这种架构下，监管机构与核电企业、特别是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之间利益深度绑定，导致其监管职能在实践中常让位于行业发展与经济利益的考量，安全制衡机制形同虚设。

　　同时，安全文化的彻底缺失，是制度溃败的另一重原因。“安全至上”曾是日本核电界长期标榜的响亮口号，然而，整个核工业体系长时间沉浸于“绝对安全”的神话中，从而忽视了对极端外部事件的充分准备。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抗震设计标准长期滞后，应急柴油发电机和配电盘等关键设备被放置在位于海平面以下的地下室。事故发生前，业内专家与相关研究机构曾多次对福岛核电站可能遭遇超设计基准的海啸发出过明确预警，但或被东电内部有意压制，或被监管机构选择性忽视，未能转化为有效的预防措施。事故发生后，东电系统性的隐瞒、拖延与谎报，严重延误了危机应对，加剧了事故后果，暴露出其企业安全文化和管理体系的深层缺陷，持续侵蚀着国际社会的信任。

　　今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推进滨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重启，曾系统性篡改地震风险评估数据。该造假行为直至内部举报方被揭露，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已于2025年12月暂停了相关机组的重启安全审查。这些层出不穷的丑闻表明，真正的核安全文化并未在日本核电界扎根，而诚信缺失更已演变为根深蒂固的顽疾。

　　处置危机：后续风险的失控与信任崩塌

　　在事故的后续处置过程中，“人祸”逻辑不仅未被阻断，反而被延续与放大，突出体现在风险应对的失控与公共信任的彻底崩塌。面对持续产生的核污水，日本政府与东电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仍执意选择了成本最低但争议最大的方案——将经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后的核污水排放入海。

　　自2023年8月日本单方面启动核污水排海以来，截至2025年12月22日，日本累计核污水排放量已超13.3万吨。根据东电今年1月公布的计划，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还将进行8轮排放，总量约6.24万吨。尽管日方声称ALPS能去除除氚、碳-14外的多种放射性核素，并经稀释后浓度“达标”，但ALPS系统的长期可靠性、对多种放射性核素的去除效率存疑，且东电屡有数据造假前科，其单方面发布的数据缺乏公信力。日本执意推进福岛核污水排海计划，已被多国及国际组织批评为极其不负责任、违反国际道义之举，是将核污染风险转嫁全世界，各方对其排海行为可能导致的长期生态环境与健康影响表示深切忧虑。

　　福岛核电站的退役工作更是陷入“世纪工程”的泥潭，在技术瓶颈的重重围困与长期不确定性中艰难推进。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工程的核心挑战在于取出1至3号机组内总计约880吨的熔融核燃料碎片。客观上看，这项工作技术难度高，因辐射极强，主要依赖远程机器人操作，但工程进展远远落后于计划。东电已于2025年7月29日宣布，全面启动3号机组燃料残骸大规模取出作业的时间将推迟至2037财年（即2037年4月）以后，较原定的2030年代初期大幅延后。2024年11月及2025年4月，2号机组曾进行过试验性清理工作，但总共只清除了约0.9克残骸。整个退役工程预计耗资数万亿至十万亿日元，耗时可能长达数十年，其最终完成时间与总成本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核电重启：隐藏技术风险不容忽视

　　当下，日本在核能政策上正经历着风险与转型的激烈博弈。去年12月22日，日本新潟县议会通过了补充预算等相关决议，同意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作为福岛核事故责任方东电旗下首座获准重启的核电站，其重启进程已被普遍视为检验日本核电政策是否真正走向复苏的关键“风向标”。然而，其过程一波三折，深刻暴露出安全隐忧与公众信任的缺失。

　　该核电站6号机组原定于今年1月20日重启，却因重启前发现控制棒警报系统参数设定错误而被迫推迟。1月21日，在重启后约5小时25分钟，机组因在进行控制棒操作中触发了异常警报而再度停运。这些接连发生的技术故障，不仅指向设备老化问题，更揭示了东电在维护、测试和质量管理体系上存在系统性缺陷。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民众对核电的信任已然瓦解。新潟县2025年10月的民调显示，约60%的居民认为重启条件尚未成熟，近70%的居民对东电的运营能力感到不安。在县议会表决当天，约300名民众聚集抗议，高呼“无视县民的声音”，凸显民意与政府、企业意图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福岛核事故造成的创伤远未愈合，而东电在事故后的一系列隐瞒、拖延行为，持续侵蚀着公众对其运营能力和安全文化的信任。

　　日本政府于2025年2月批准《第七个战略能源计划》，将能源安全置于政策核心，并将稳定电力供应置于脱碳目标之上。在这一框架下，新计划明确强调“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将核电定位为确保电力可靠供应、应对资源匮乏和地缘风险的关键支柱。然而，在福岛创伤未愈、安全文化痼疾仍在、社会信任极度脆弱的现实下，日本选择继续重启老旧机组，并设定到2030年将核电占比提升至20%~22%的目标。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基于能源安全的主动战略，不如说是在高昂化石能源进口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在监管独立性、企业责任和公众参与等核安全治理的核心要素未能实现根本性重建之前，日本的核电重启之路依然隐藏着不容忽视的社会与技术风险。

　　15年过去，福岛核电站的创伤未被时间抚平，反而让“人祸”的烙印越发深刻。从监管失灵到处置失当，从推诿责任到转移风险，日本福岛核事故及其后续处理已成为一个核安全治理失败的沉重教训。构建坚实有效的全球核安全治理体系，如今更显刻不容缓。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