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国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建筑思想通史的编史学和史料学研究”负责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其内底所铸铭文记录周初文、武、成三王重大历史事件，蕴含思想史、政治史以及文明史的丰富内涵。其中，“宅”字两次出现，先叙成王“宅于成周”之事，后引武王“宅兹中国”之训。“宅”之本义为居或人居，名词为居处、居室，具有基本生活要义与物质空间用义。西周以来，“宅”已引申推广为具有天下治理与政治文明的意义。后世将其凝聚为更具日常生存信仰的内涵表达：“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宅的人居及其空间造物的基本义、治理话语与政治文明的象征义、人伦秩序与生活场所的本质义，都奠基在营宅的“营造”技术文明之中。围绕人居及其文明特性展开的经营、营建、营造、兴造、兴作等表述类型，无一不有文明与创造所需的营造逻辑。在中国建筑思想语境及其知识传统中，营造逻辑构成古代国土空间、城乡建设与人居环境、建筑艺术的思想内核。

　　从营造到营造逻辑

　　营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承担了中国建筑文化长期稳定的基本语义结构。《诗经·灵台》“经之营之”、《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北宋官书《营造法式》、近代地方匠书《营造法原》，乃至奠基中国现代建筑史学的中国营造学社，其研究均表明“营造”为中国建筑思想通史的核心概念。“营造”连用，既有“营”的经营之义，包含聚居、规划、治理、营建等含义，也有“造”的制作之义，包含技艺、工程等含义，其相关术语群如“兴造”“造作”“建造”“造物”等，还蕴含人居环境塑造、建筑文明创造等语义。

　　学界尤其是建筑史学界对“营造”的内涵有诸多阐释，其话语集中于“营造”的中国性与“建筑”的现代性之辨。“营造”，是传统对于现代的启示，是传统价值及其再诠释的中国古代建筑思想通史核心问题；“营造”，所提供的不仅是营造技艺及作品的遗产价值，还蕴含“宅兹中国”的文明智慧。当具有现代性的“建筑”经历了内部的文化重塑和外部的文化批判，中国性的“营造”的丰富意义也重新得到理解和转化。

　　“营造逻辑”源于“营造”概念的历史语义内涵，用来指涉调控物质、技术与文化以实现人居秩序、空间经营、形态构造的整体控制过程。而在中国建筑思想的传统语境下，掌握营造逻辑的历史主体可泛称“哲匠”。中国现代建筑史学开创者朱启钤曾以著事、传艺、显技和立言来表征中国古代营造主体身份的话语特性，彰显人在中国传统建筑思想中的创造特质。这些“哲匠”代表了中国营造文明的创造主体、中国人居环境的设计主体，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的历史主体。

　　营造逻辑与中国建筑思想的历史实践

　　不同类型的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不同的营造逻辑，比如土石建筑、木构建筑、园林建筑等，它们既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技术逻辑特点，又共同构成了统一的中国建筑营造体系。

　　中国营造文明始于土木之功，其营造逻辑蕴含在丰富而深刻的科学思想中，表现出技术文明与建筑工程相融合的传统建筑思想。《九章算术》构建的中国传统数学知识框架始终与营造实践活动保持高度互动，集中表现在《商功》篇。《商功》篇记载，建筑工程体积计算数题以“御功程积实”为目的，对功限、料例等工程管理要素精准测算、合理安排。其营造逻辑蕴含建筑空间形体生成的两个阶段，即“以物取型”和“以型造物”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这一生成机制深植于中国古代“尚象制器”的造物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考工记》中有“创物”一词，与“造物”相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建筑的本质性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为“居”、为“宅”，而建筑的工程性在中国建筑思想传统中为“器”、为“物”。《商功》篇取法自然、生产实践两类物象，并从中提取多种利于应用操作的几何体，形成“以物取型”（观物取象）和“以型造物”（尚象制器）两个步骤。《商功》构成古代土石类建筑空间的体型认知与体积操作的营造逻辑内涵，其复杂多面体的体积计算，折射出中国早期营造中“以型造物”的空间营造思维，成为古代水利工程、陵墓建筑、石窟建筑、城防工程等建筑类型的营造逻辑基础。

　　莫高窟第61窟是敦煌独特的以文殊为主尊的覆斗顶中心佛坛窟，其内部空间由壁面、覆斗形顶面、藻井、佛坛、像设、背屏、壁画等要素构成，体现宗教美术与秩序组织相融合的空间设计逻辑，也包含着设计与建造相辅相成的空间营造流程，其核心营造逻辑在于《九章算术》“以型造物”所确立的复杂多面体型空间体积思维。第61窟所具有的围合体复合空间体型，源于古代工程数学逻辑与宗教空间功能及意义的整体协同配合。南宋《数书九章》发展并拓充了这一传统，依建筑工程材料与结构体系的区分，由土方扩展到砖石、木构三条营造逻辑路径，形成知规模—明制度—计料例—推功限等营造逻辑环节。它们之间的系统整合，构建了古代建筑工程功料推算逻辑体系，揭示了中国建筑思想的营造逻辑之数理思维框架。

　　木构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体，其大木营造逻辑过程体现中国营造文明的突出特性，传统木构“如翚斯飞”的优美建筑形态、复杂有序的构造组织系统、独树一帜的间架结构力学经验皆源于此。其中，缝线成为大木营造逻辑的关键内容，它不同于西方建筑设计意义上的辅助线，而是贯穿设计构思、空间塑形、整体构造、过程施工等整体过程的设计思维表达工具和构造系统控制方法。北宋《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开篇：“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份，以为制度焉”，“用材之份”指材份的数值尺度控制，而“高深”“短长”“曲直”则指向大木构架复杂组合体的空间形态控制问题，缝线正承担着整体控制传统木构建筑形态的作用。柳宗元《梓人传》有言：“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掌握此类核心营造逻辑，便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之自信。而在当代乡土大木营造中，掌墨师仍然秉持缝线控制营造逻辑，其匠意与匠技的关联提供了缝线控制营造逻辑的活态实践。

　　园林空间的营造逻辑表现为文化逻辑的空间操作，即“文化”以何种身份、立场，以什么知识、技法，表现、引导园林空间营造。以文人为主要角色的园林空间营造，充分彰显文心场所的荟聚：文化活动的自由表达场所，凝聚文化艺术创作本身及其创作所需的自然形态，将景观空间、园林艺术与文化场所整合为“景面文心”的营造特色。因而，探索其文化与审美导向下的空间营造逻辑，是理解园林空间复杂性与艺术创造性的不二法门，也是中国建筑传统的思想精华。

　　苏州留园石林小院是明清文人园林中的书房庭院，其步移景异、壶天幻境的空间艺术效果，可谓彰显园林空间营造逻辑的经典范例。在约400平方米的有限场地内，它营建出“幻境迭生，所穷无尽”的空间美学效果；在既有建成环境的隙地之间，寄寓着新园旧石的故人情感，表达着故园新屋的文脉联系。石林小院以“另筑”的增改建方式，灵活使用“廊—留夹—建筑—庭院”“建筑—半间—廊—留夹—庭院”的空间构成模式，巧妙构成“隔院”“游廊”“触摸”“凝神”等空间观石类型，充分运用“半间”与“留夹”的空间营造手法，实现了园林空间“体宜因借”“壶天幻境”的意境设计。这一案例完整呈现了明清文人园林建筑空间的文化营建逻辑，它以“为石另筑”为营建目标，既体现园主对旧石文脉的纪念，也彰显以石林景致为核心的文人审美追求。其空间布局与《园冶·书房基》所述书斋理念高度契合，充分体现文人园林空间营造的文化逻辑特质。

　　营造逻辑与中国建筑思想的意义阐释

　　从上述历史实践来看，不同建筑类型表现出营造逻辑的不同内涵，莫高窟第61窟土石类建筑表现为以型造物的空间体积思维，传统木构建筑表现为缝线控制的空间网格思维，文人园林建筑表现为文化逻辑的空间操作思维。但是，营造逻辑作为中国建筑思想传统的中枢，却具有共性的阐释方法，即营造主体具备什么类型的设计思维，如何调用其适配的设计知识、设计技术，怎样协调其工种与技艺的有效营造流程，从而完成空间、形态与结构的整体控制。营造的本质是营造逻辑的技术与文化协同发生，而塑造美好生活环境、表达生活思想与文化意义是营造逻辑的目的，也是其结果。

　　概言之，营造逻辑是营造文化主体对空间、形态、结构、功能、文化的整体控制设计思维方式，也是对意向、流程、知识、技术与方法的整合操作路径。它具有经验与理性、人文与技术、生活与生产等双重性，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来说，这其实是“宅兹中国”的技术文明之关键所在。

　　具体来说，营造逻辑的中国建筑思想意义主要有三点。在中国思想及其知识传统中，营造逻辑如《周礼·考工记》为经学的礼制秩序与生活实践提供营造话语体系的思想机制，《营造法式》为古代社会治理提供建筑制度文明的内在操作法则，《园冶》为中国园林的美学及艺术提供空间实践路径与环境设计方法。从营造到营造逻辑，中国建筑传统实现了从技术话语到思想话语的转变。在科学技术思想语境下，如同科学思想史是科学史的内史编史学研究进路，由营造逻辑所承载的建筑思想史是中国人居环境史的内史编史学研究进路。营造逻辑将社会秩序、空间审美、文化逻辑等营造价值内涵，落实为具有操作性的建筑知识史、技术史与设计史，凝聚为人居环境与宅居空间的营造整体控制过程，构成中国人居文化与技术文明协同的综合枢纽。在建筑理论话语中，营造逻辑充分体现了中国营造文明在知识、技术、设计关联维度的思维特质与思想力量。

　　综上所述，营造逻辑作为中国营造传统的深层思维机制，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是建筑思想从形上之道走向形下之器、由无形价值理念转化为有形价值实体的策源地，也是统摄人居价值、空间文化、营造知识、营造技术的思维中枢端。因而，营造逻辑不仅成为中国建筑思想传统的通史研究关键议题，也成为中国文明创造特性的建筑维度阐释内核。从现实的维度看，营造逻辑作为传统营造技艺的精髓，是需要深入展开整体价值阐释与保护传承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