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境下散文何为】

　　作者：陈若谷（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当人工智能高效地选取词语，模拟人的情绪反应，生成流畅的“类散文”文本时，我们不免追问文学的价值是什么？而本来应当作为创作者的“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科技正在大幅度重塑现实，当下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反思人的存在方式。因此，置身于新技术时代，我们反而要回到文学的源头，重新认识散文这一古老文体，回答散文在新语境中的核心特质。作为“人的文学”最直接的载体，人类散文之所以依然不可替代，答案或许藏在“具身之我”这个关键词之中。

　　永远有个“我”在说话是散文的底色

　　散文很古老，形式灵活，范畴广阔，本身来源于政论、游记、杂感甚至是幻想。从《庄子》恣肆汪洋的寓言、《过秦论》纵横捭阖的史论，到《史记》雄深雅健的纪传，散文一路担负经国之大业的厚重抱负，又始终在“言志”与“抒情”之间穿行。其中最有力量的篇章，无不是从“我”出发，再通向辽远天地。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深层动因是面对“人固有一死”的绝境，从而把自己从人世间的耻辱中打捞出来。苏轼写《赤壁赋》，也是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里，重新确认“我”的位置。无论承载哪一种志业，都离不开一个前提——由“我”说话。总体而言，散文具有绚丽的光谱，涵盖着几乎全部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人类所思所想。

　　散文的自由特质使其在漫长文明阶段里成为深具影响力的一种文体，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散文直接地承载着新生活的日常细节和平民视角。中国人对现代的感知是与“人”的发现一起降临的。随着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兴起，散文最大幅度敞开门户，而且以灵活的文体传达了现代的叙述方式，并奠定诸多思想命题，编织情感表达形式。例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写每个人记忆深处的童年及童趣之不可再造；朱自清在浦口车站凝视父亲蹒跚的背影，记录下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漂泊和挣脱不开的亲情羁绊。这些文本之所以能穿越时间，恰恰在于它们把“我”写得有深情、有记忆，读者在字里行间认识了一个个会笑、会疼、会愧疚、会怅惘的具体的“人”。

　　只有当“我”被视为一个独立、有尊严的主体来对待时，山水、风土、人情才不再是背景板，而成为映照“我”的一面镜子。外物和风景从不是客观存在，而是被“我”的情感、记忆、价值观重新组织过的结果。这种再创造的冲动，在冯骥才、阿来、李娟、傅菲等人的自然书写中得到延续。大自然不仅是眼睛定格的景观，还是人全部感官所能捕捉的一切。冯骥才的《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用鼻子嗅到最先来到人间的春意；李娟笔下阿勒泰的草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响声，风、雷、草、牛，带着人的体温；傅菲去往深山河流，山林幽翠寒凉，脚踩在碎石上生疼；阿来在江河雪山、岩石菌菇间行走，最终日益丰盈……人不只是为自然立传，更是借自然梳理自己。在这些文本中，“自然”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让“我”的存在变得清晰。

　　冯骥才《春天最初是闻到的》中，外物和风景不是客观存在，而是被“我”的情感、记忆、价值观重新组织过的结果。图为冯骥才所画《唤春》。资料图片

　　当下散文写作延续古典散文传统，散文文体特征是重主体性，灵魂始终是“我”。这个“我”，从古至今都在浪潮里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时代的车轮已驶入现代社会的深水区，当土地的厚重被抽离，空间的真实被消解，一个朴素的问题扑面而来：以“我”观物的传统能否存续？“我”又应该如何安放身体与灵魂？

　　散文允许和邀请每个人提起笔

　　在技术时代，人延展出工具属性。这种属性的转化不仅体现在劳动过程中，也体现在语言里。人们用职业身份标签化自己，而避免使用文化概念定义“我是谁”。尤其在社会从工业化时代迈入信息化时代的过程中，更多的人被剥离出土地，逐渐丧失某个可以回顾的生命“原点”，确认自身变得愈发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开放和豁达的文体优势凸显出来了。它允许和邀请每个人提起笔，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受，哪怕这感受与现实相距甚远，天马行空。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渐次展开的。他写商州的山川风物，写农民的婚丧嫁娶，不仅是乡土挽歌，更是在为那些被现代化浪潮裹挟的普通人立传。陈彦也将目光深入延绵数千里秦岭的皱褶里，观察“活在秦岭南北”的众生表情。冯骥才的《清流：五大道生活》把老天津的记忆和人的童年时期并置，讲述了独特的生活格调。侯磊的《北京烟树》命名了一位地坛的园神，这位想象中的神仙可能与悠扬的胡琴声为伴，守护过默然的史铁生。在他们笔下，城市化进程中消逝的慢生活又在纸面上复活，跳脱技术和资本构造的同质化生活模具。“人”虽然被时代洪流推着走，但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依然被认真地记录下来，并且与故土故人牢牢绑定，这种执拗的回首本身就在确认人的生命进程。

　　侯磊散文集《北京烟树》插图 资料图片

　　离开土地的人们在数据系统里被标记、分析、预测，注意力经济、虚拟体验、数字化生存、算法劳动等新事物重塑人的存在方式。散文则擅长使用柔性的力量耐心抚慰焦虑，解冻麻木。但这还不是散文的撒手锏。一些关注科技发展的散文已经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运思方式。如果说记录人的喜怒哀乐是散文回报给现代社会的温柔，那么对技术异化的反思则展现了其锐利的一面。

　　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从杀虫剂除害角度入手，认为技术的人为方向设置往往遮蔽了蓬勃的生命力，在悖论中形成“养弱哲学”。南帆在《快，或者慢一点》中，以棋局为喻，讲述了速度的成就，却也认定智力的深度较量需要充足的时间和想象力的驰骋空间去获得检验。此外，许多类散文的新兴文体也具有浓厚的散文基因，像王晚和胡安焉作为快递员的非虚构写作。他们自述的视角微观，视线流动移步换景，几乎是贴身地揭示人在被职业身份掩盖下的血肉之躯和柔韧人格。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置身于现代生存系统，但随着胡安焉们的娓娓道来，现代生活的一切又似乎被读者的肉身感觉再度回收。再平凡的生活也值得书写，再微末的感受也值得倾听。这时，作者借由散文这种强大的文体获得生命的尊严。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散文的个人性很可能进一步升华为连接社会的桥梁。与小说和诗歌相比，散文更容易快速被新媒介转化为颇具声势的意见表达和情绪号召。更重要的是，散文天然地倾向于从个人出发，又具有一种穿透力。它不仅要写出“我”的感受，更要写出“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感受的社会历史原因。谢冕的《碎步留痕》留下的是九旬老人重新用脚丈量文明、用笔记录文明的身影，超越了观照世态和世情的视野，文中反复出现的山水是中国文明的化身，也是知识分子情感的化身。李修文在《诗来见我》中，把身体经验与古典诗歌的精神传统连接起来，只有当我真正地“在这里”，诗句才能穿越时空焕发生命的异彩。散文不仅书写人的存在，而且穿透时代，由个体延伸至群体，将记忆之根扎向大地。

　　让散文兼具人性温度与文化根性

　　如果说散文总以“我”出发，且擅长由“我”及“人”，那么迫切的挑战在于，当技术试图剥离身体的感知维度时，散文如何守护具身的“我”？技术发展使更多的人不需要面向大自然劳作，也不必与他人面对面互动，当精神沉溺于算法推送的拟像中时，身体作为与外部建立联系的原始坐标被边缘化，甚至被模拟出来的神经反应所替换。然而，散文天然地排斥这一身心分离的假设，努力彰显疼痛欢欣之存在所拥有的独特价值。

　　“具身性”（Embodiment）是当代哲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揭示“人”是身心一体的存在。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出，知觉经验是由身体和世界直接互动得来的，情感和思想只能扎根于作为人的身体经验之中。比如，对温暖的感知，不仅来自皮肤的触觉，也来自童年时母亲怀抱的记忆；对危险的恐惧，不仅来自大脑的理性判断，也来自激素和神经对威胁的本能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具身性”与主观性并不等同。主观可以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活动，“具身性”则强调，任何心理活动必须通过身体这个中介。一个人的勇敢可以是主观评价，但只有在他遇到危机凛然应对，才完成属于勇敢的具身性实践。事实上，对文学而言，“具身性”不是新概念，身体往往是最基本的表达空间，还是读者体验散文时的第一座驿站。刘亮程的散文多与此相关，尤其是他进一步深化身体的意义。在《一个人的村庄》里他写道：“我们踏平的坎、踩出的坑、落到地上的唾沫和头发——是我们早年失去的东西为我们在土地中悄悄扎下了根。”这就把身体与时空扭结为一种被称为命运的东西。

　　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往往与身体体验的疏离有关。可以说，散文是对抗精神困境的一道防线，因为它极度坚持“具身性”的价值。散文里有层次丰富的疼痛、欢欣，注重文字的呼吸节奏，更强调“我”的感知在场。散文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它总带着体温。比如，朱强在《夜晚的沉湎》中，先旋暗灯泡似的天光，思绪开始游走，裤管里升起寒气，那是大地的呼吸，这个真实的身体现场，是唤起读者通感的精确钥匙。

　　人工智能怎么可能拥有发呆、走神和灵光一现的刹那呢？只有对人而言，“沉湎”才有丰富的价值。“沉湎”能感受的东西太多了，理性溜走，思路卡顿，一时间一切空白却似乎又充盈了一切。作家乔叶就说：“‘走神’这个词是恰恰当当得好，仿佛心穿上了一双舒适的鞋子，在一个分叉的小路上慢慢散步，散啊，散啊，不知散到了那里，又仿佛散到了任何一个地方。”这种感觉，精明的人工智能一定体会不到。

　　文学创作的发生源于人的渴望。人工智能可以比人拥有更高的算力，可以更快而周到地执行任务，但代替不了人真实体验就如手被荆棘划破结痂的痒，也叩不响即将失去呼吸的心脏。散文的价值永远根植于“我”的具身经验。守护“具身之我”，不仅是捍卫散文的本体性，更是为技术时代保留一份不可替代的人性暖意。散文要继续为“人”的存在做证，还应当对“人”的处境进行批判性反思。只有兼具人性温度与文化根性，才可能避免沦为技术时代的速朽品，我们的精神也才能依靠散文真正重建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