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继年（湖北省教育厅原巡视员）

　　学人小传

　　江畅，湖北浠水人，1957年出生，2025年去世。1977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曾兼任国际价值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江畅文集》（12卷本）等。

　　老同学江畅的墓地安卧在武汉龙泉山，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提炼的25字箴言：“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质，创和谐环境，过优雅生活。”这是“幸福主义伦理学”的高度概括，也是他一生最后的嘱托。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翻砂工到哲学青年

　　2025年12月20日，江畅走了，很突然。那天晚上，我到他家里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组画面——那是母校湖北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专题片。片中有江畅的镜头：他作为杰出校友在会上发言，语调平稳，神情从容，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格外醒目。镜头不过数十秒，却足以让人想起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1981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做过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也没放弃学问；2012年辞去行政职务，回到母校任教；2013年成为湖北省属高校首位“长江学者”；2019年，《江畅文集》十二卷问世。这些节点记录了他的学术道路，而更动人的，是他作为“学人”的姿态——他把学问视作生命，把生活融入哲学。

　　（图片由作者提供）

　　回到家里，心里还是那种不真实的恍惚。我打开电脑，桌面上是一篇写江畅的文章。就在两个多月前，我还把这篇文章发给他提意见。他夸我写得好，又谦虚地说有些“溢美之词”，还提到近几年自己学术上又有了新进展，约我见面细聊。

　　2025年10月20日，我们相约见面，商量改稿的事，主要是听他讲解《哲学三部曲》的创新点和它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快七十岁的人了，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老态，说起话来依然兴致勃勃，带着那种粲然的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江畅的老家在湖北浠水，那里是闻一多的故乡，山水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灵气。他生于1957年，15岁那年，走进湖北鄂城重型机器厂，当了一名翻砂工。我曾想象过那种场景：车间里炉火正红，铁水翻滚，热气混着粉尘扑面而来。少年江畅日复一日，跟炽热的铁器打交道，那份辛苦，不说也能明白。可后来江畅聊起那段日子，却说那时候虽然累，但厂里对他很好，后来提了干，加了薪，只是感觉自己文化底子太薄，心里总想着找个机会再读书。

　　1977年，高考恢复，我和江畅一起考入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政治教育系。开学后彼此熟悉了，聊起以初中学历考大学的共同经历，感觉格外亲切。起点虽然相似，我们的兴趣却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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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大学里哲学课，教材条条框框多，概念干巴巴的。我心里更喜欢的是文学。当时社会上传阅的新小说，像《伤痕》《灵与肉》《人到中年》，我总想方设法找来读，读得心潮起伏。听说有知名作家来学校讲座，也常常跑到中文系去旁听。

　　江畅却不同，他迷上了哲学。有一次我问他，那些康德、黑格尔的原著，佶屈聱牙的，你怎么读得进去？他笑着解释：“你觉得枯燥，是因为还没钻进去。真读进去了，书里蕴含的思辨和智慧，魅力无穷。”他说这话时眼睛发亮，偶尔还会随口背出几句哲学家的名言。那不是炫耀，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像是想起了老朋友的叮嘱。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来学校讲《逻辑学》。大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可讲到精微深奥处，一些同学听得很吃力。江畅却一直坐在前排，听得入神，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课间休息时，他凑到讲台边跟张先生讨论，神情专注，眼里有光。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与人真是不同。有些人上学，是为了拿到一块敲门砖；而江畅坐在这里，更像是为心灵找到了归宿。

　　回看我们77级那批学生，大多都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学习刻苦。江畅的特别不在于刻苦，而在于那种发自心底对理性思考的热爱。同学们都知道，老师布置作业，他的小论文篇幅常超出要求，不是凑字数，而是真有问题想探讨。图书馆里，他总抱着厚重的原著，一坐就是半天。那些西方哲学家论述的抽象概念，在他那里，好像慢慢生出了可以触摸的筋骨。

　　1981年，因为成绩优异，他提前半年留校任教，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伦理学。听说，在北京，他不满足于本校课程，还常常跑去北大旁听。那股子求知若渴的劲儿，一直没褪。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考进武汉大学，师从陈修斋先生，专攻莱布尼茨哲学。1995年，他的博士论文《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出版。这本书，成了他学术大厦的第一块基石。

　　后来有人问他，读哲学，苦不苦？他总是粲然一笑，说：“你要是见过我在铸造车间的样子，就会觉得我能坐在书桌前安心看书，已是福气。”这话他说得平常，我却听出了深意。那炉火的炽热，和书页间的清光，在他生命里从未断裂，而是同一条河流的上游与下游。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从翻砂工的车间，稳稳走向了哲学的讲堂，走得沉静，也走得笃定。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从个体自主到幸福主义伦理学

　　江畅的学术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像一条河，这条河的源头，可以清晰地追溯到他博士阶段的研究——那本《自主与和谐》。

　　在莱布尼茨的文字里，江畅敏锐地觉察到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个体的自主与整体的和谐如何共存？这并不是纸上的辩题，而是贯穿人生的难题。个体追求幸福时，如何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损害公共秩序？共同体追求安宁时，如何不以整体为名而牺牲个人的尊严？他不断追问这些问题，并逐渐将其转化为一种既能入学术之堂，也能落生活之地的思想。

　　他的总结后来提炼为一句简练的箴言：“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质，创和谐环境，过优雅生活。”

　　在他看来，“走幸福之路”是总方向与终极关怀。这是将幸福从静止的“拥有”状态，转化为动态的“行走”过程，强调幸福存在于积极的生命实践与持续的价值追寻之中，是贯穿一生的旅程而非终点。

　　“做智慧之人”是通往幸福之路的途径。江畅把智慧理解为抉择的能力，而不是知识的堆积。这让人不在欲望与诱惑中迷失，而在矛盾与冲突中找到可以承受的善。

　　“修德性品质”是人格的内在基石。智慧若缺乏德性的定向，易流于机巧；幸福若失去德性的根基，则易沦为私欲的满足。德性品质为智慧提供价值锚点，为幸福赋予道德深度，是连接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枢纽。

　　“创和谐环境”是实践的外部展开。个人的幸福、智慧与德性，需在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得以实现、得到滋养。这强调伦理的社会性与共生性，幸福之路必须在共创的和谐场域中延伸。

　　“过优雅生活”是生命完成的审美境界。当幸福、智慧、德性与和谐共同作用时，生命便呈现出一种从容、丰厚且有分寸感的优美姿态。优雅是内在修养的自然外显，是伦理生活的艺术化表达。

江畅（中）和同事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五个维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幸福”为旨归，以“智慧”为路径，以“德性”为基石，以“和谐”为场域，最终达致“优雅”之境。它们从内在到外在，从个人到社会，从理性到审美，形成了一条从“修身”到“成境”的完整实践路径。

　　这一框架，既凝聚了江畅对中西伦理思想融会贯通的深邃理解，也体现了他将高远理想落实于具体生命的深切关怀，是其“幸福主义伦理学”最为精练而生动的宣言。

　　记得有一次我问他：“考试院工作那么忙，你怎么还有心力做系统的学术研究？”他想了想说，做学问，只靠刻苦不够，就像光有柴火点不旺炉子一样。首先，得有一颗真正的“火种”，那就是对问题本身持久不衰的兴趣和热爱。火种点燃后，要想让火焰持续燃烧、越烧越旺，就需要一个坚实的“炉膛”，那就是方法。这个形象的比喻，或许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他从自己几十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支撑学术生命的四个习惯，或者说四根支柱：一是勤勉。即便在担任行政职务最忙的那几年，他也几乎每天深夜都要独坐片刻，把白天的零星思考整理成文字。数十年如一日，这习惯已像呼吸一样自然。二是专注。读书时，他总带着“我如何理解”的问题去与经典对话；写作时，他心无旁骛，致力于搭建自己思想的屋宇。他常说，真正的创造，产生于深度专注之中。三是节律。他不是苦行僧，却善于为学术生活建立一种稳健的节奏。繁忙时，他利用会议间隙、乘车途中这些碎片时间构思、默想；一旦有整块时间，便迅速进入沉浸状态。他的效率，来自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律感。四是回应。这是他衡量学术价值的准绳。他始终认为，学问的意义不在于生产多少文字，而在于能否真诚地回应真实的人生困惑和时代挑战。他的幸福主义伦理学，正是为了回应“人该如何活得更好”这一根本问题。

　　这四根支柱，支撑起了他宏大的学术建筑。从对莱布尼茨的专精研究出发，经过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长期思索，最终抵达“幸福主义伦理学”的构建，他的学术河流脉络清晰，水量充沛。2019年出版的《江畅文集》，像一座高耸的航标塔，标记着这条思想之河已经抵达的浩瀚；而他生前全力投入的《哲学三部曲》和《实践哲学三部曲》，则标志着他正在向着更深、更远处开拓，进行新古典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对他而言，学术从来不是一项可以完结的工作，而是一条“可以终身走下去的路”。这条路，始于对“个体自主”的哲学追问，最终通向的是每个人内心那份可望亦可即的“幸福”。

　　从书斋到社会

　　2012年江畅辞去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职务，有些人不理解。那时他若继续留在行政轨道上，前景可谓广阔。然而，他在内心，始终自视为一个“读书人”。他的兴奋点，永远停留在那一方学术天地。我看得出，在江畅身上，行政事务与做学问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学术于他，是“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无法割舍，日夜呼唤着他的回归。

　　于是，当湖北大学需要一位全身心从事专业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时，一切便显得水到渠成。这既是时代选择了他，也是他最终选择了内心的归宿。他说：“学术，是我可以终身走下去的路。”在外人看来，这是惊人之举，在我眼中，却是游子归家，如鱼得水。

　　回归书斋后，他的学术能量并未囿于方寸之间，反而以一种更蓬勃、更开放的姿态辐射开来。他深感真正的思想不应是象牙塔内的独白，而应是与社会共振的交响。2013年，他牵头成立了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并以此为平台，做了一件在省内乃至全国学界都颇有影响的事——连续多年主办“世界文化发展论坛”和“中国文化发展论坛”。

　　这些论坛的成功，固然得益于他的学术声望和组织能力，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身上那种令人如沐春风的真诚与包容。学者梅珍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与他的交往，称其为“君子之交”，说他“在能够帮助的时候，伸以援手，在无暇自顾的时候，又相互理解”。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凝聚起一支跨学科的学术团队，让思想的交流超越了简单的观点碰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对话。

　　他的学问也深深浸润在教学之中。他面对学生时，那份温和与耐心始终如一。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善于从一个个真问题出发，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已知，觉察未知。他将“幸福主义伦理学”的理念化为具体的育人实践，提炼出“四爱精神”：爱智慧、爱教育、爱学生、爱学校。这不是口号，而是他的日常。他个人生活简朴，却慷慨捐资30万元设立了“哲人奖学金”。在他心中，教育是点燃火焰、唤醒智慧，是帮助年轻人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致力于拆除学术与公众之间的藩篱。他不仅是专业期刊上的作者，也常常应邀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用清晰通俗的语言，阐述他对幸福、公正、文化自信等时代命题的思考。他也活跃在许多高校和公共讲坛上，面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听众，他总能将深邃的哲学理念，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分享。听他讲座，你感受不到居高临下或艰深晦涩，只会领略到一种平和而坚定的理性力量。他曾说：“哲学若不能观照现实、回应人心，其生命力便会枯竭。”

　　与此同时，他主持的多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及其实践研究”，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世界意义研究”，到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学以致用的学术取向。他带领团队，将理论思考扎实地落位于对文化发展、价值建设、社会进步等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在他身上，学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融为一体。

　　他仍“在场”

　　江畅告别仪式那天，冷雨扑面。一个鲜活、热忱、充满思想活力的生命，就此与我们天人永隔。但我知道，江畅并未真正远去。

　　他的著作，静静立在无数图书馆和个人书房的书架上。文字不死，思想便常在。他所构建的“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是他留给世人的一座开放式园林，框架已成，景致初具，后来者尽可进入其中，漫步、思索、添砖加瓦，或沿着他指出的“幸福之路”，走向自己的风景。他的学问，不是随着个体生命终结而凝固的标本，它仍然活着，仍在对话，仍在生长。

　　他的风范，更在无形中延续。在湖北大学的校园里，他倡导的“四爱精神”依然在扩展；他设立的“哲人奖学金”仍在资助着一届届学子。他的学生们，如今许多也已成为老师，他们把从江畅那里感受到的对智慧的热爱、对教育的虔诚、对学生的关心，融入自己的言行，继续传递下去。

　　雨终会停，云总会散。当我们这些老同学再次聚首，提起“江畅”这个名字时，最初的沉重悲痛会随着时间慢慢沉淀，而浮上心头的，更多的是温暖的回忆，是他谈论哲学时眼中的睿智，是他温和的笑容，是他那句“走幸福之路”的期望。他走了，但他以著述、思想、风范以及一段忠实践行了自己理念的人生，完成了一种更深邃的“在场”。我想，江畅的墓志铭不仅镌刻在石碑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会镌刻在更多后来人的心上。这，或许就是一位学者、一位挚友，一个我们7701班老同学所留下的永久纪念。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