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玉雷（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有关新见秦刻石的“现象级学术事件”吸引多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讨论，成果越来越多。昆仑山所产之“药”乃是西王母掌管的“不死药”，这种非现实的“神药”，如何采得？又如何运回秦宫？结合此前学者的观点，我推测刻石中提到的“车”很可能是类似于甘肃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神车”——“四轮方车”，或是类似山西闻喜县上郭村西周贵族墓出土的“刖人守囿青铜六轮车”。

　　秦人的车马文化传统

　　易华等学者认为，马车是商代以前从中亚传入我国的。商周古车一般为双轮，独辕，车厢呈长方形或方形。商代甲骨文、金文及西周早期金文中的“车”就是这种形象。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出土商代多辐条两轮车超过百辆，例如安阳孝民屯南地和小屯所出车的车辀较平直，车厢较小，用材粗大，已经具备中国古车的形制结构特点，其滥觞当在夏代或更早。西周车辀向上弧曲，车厢演变为左右宽、前后短的长方形，轮辐增多，用材减小，颇多铜制结构装饰器物。春秋战国时期车型变得多样化，用材及结构更为合理，车辆坚固、轻便，铜器件减少，如虢国墓地、侯马上马、太原金胜等遗址出土的车型。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铜车马基本继承了商周古车的特征，但在使用功能上变化较大。

　　殷商时期，古车作为运输工具的同时，还用于作战。而周人不仅将车作为战具，还用车辆标识等级身份，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秦代开始，战车逐渐退出战场，只保留辎重车，《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曾将先零羌驱赶到青海湖周围，并“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这里的车就指辎重车，也表明青藏高原畜力资源丰富，车辆使用较多。

　　秦人有着深远的车马文化传统，秦祖费昌、中衍都善于驾车，他们分别为商汤和商王太戊驾车。秦别祖造父为周穆王驾车，秦祖非子在天水为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秦国由此走向强大。

　　秦朝建立后，大力发展作为上层社会交通工具的乘车。考察秦陵铜、木车马及战国时期马家塬、庆阳、固原、鄂尔多斯等不同地域出土的车马实物，发现秦式马车装饰主要以髹漆、彩绘、丝绸等为主，并且影响了戎与胡之车。马家塬遗址是战国时期秦人统治下的西戎贵族墓地，出土68辆礼仪性车辆，用透雕或剪裁的金、银、铜、铁等质地的动物纹、几何纹、花草纹装饰车体，体积巨大，雍容华贵，与秦陵铜车马的形制、构造、葬俗差别不大。马家塬、秦陵等地所出马车虽然专为随葬制作，但也能推知现实中车的华丽程度及其在秦人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另外，青海海西州距今3000年的野牛沟岩画中，有未完成的车和两马驾单辕车形象，柴达木盆地诺木洪遗址中也发现过两件车毂。据此推知，自西周开始，车马成了羌人、戎人首选的交通运输工具。

　　具有“升仙”功能的“神车”

　　礼县圆顶山秦国墓地出土的“四轮方车”，在现实生活中既无对应原型，又无可资参照的装饰物组合，可能有特殊的意义。“四轮方车”整体呈盒型长方体，长11.1厘米、宽7.5厘米、高8.8厘米，由盒体与轮轴组成，盒盖设计为对开式双扇小盖，一扇顶部设蹲坐熊形钮，另一扇为跪坐人形钮，盖沿四角各嵌一只可旋转的青铜小鸟。盒体侧面四角附四只张口仰天的虎形饰，底部轮轴由四只圆轮组成。盒体五面均装饰有蟠虺纹。与其伴出的鼎、簋、盉、壶等青铜器也大多装饰有蟠虺纹和熊、虎、鸟等造型。这些属于秦人信奉的神话动物，它们也经常出现在与昆仑山主神西王母相关的刻石或画像中。

　　我认为，即便“四轮方车”在现实中有原型，其实用功能也无法与两轮车相比，尤其是在道路崎岖的西部山地。据此推测，“四轮方车”是具有登天升仙功能的“神车”，设计成四轮、四角，可能与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关，墓主要在死后仍然掌管生前的势力范围。

　　20世纪80年代山西闻喜县上郭村西周贵族墓出土了一件“刖人守囿青铜六轮挽车”，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车厢四角有四只回首的熊罴，两侧中部卧伏一对小虎，车厢帮上还装饰有两对小鸟。车下有六个车轮，前有两只卧伏的虎抱着四个小车轮，车身后部还有一对大轮子。车厢盖顶有一只猴子，提动猴身，便可以打开厢盖。车厢前面的两扇大门也可以开闭。车门左侧嵌着一个左手还拄拐杖、失去左脚的人。中国古代有墨、劓、刖、宫、大辟和膑刑等残酷刑法，《周礼·秋官·掌戮》中记载“刖者使守囿”。这位小铜人显然遭受过“刖”刑，这辆车的设计用意可能是由他在冥界为墓主掌管熊、罴、猴、虎、鸟等动物。我认为，这些动物并非“囿”中观赏之物，而是被装饰在具有“升仙”功能的“神车”相关位置，执行特殊使命。

　　《前汉书》记载了四轮车在升仙中的特殊作用：“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

　　秦国“四轮方车”与西周“六轮挽车”之间，似有文化上的承继关系，尽管轮子数量略有不同，但装饰的鸟、虎、熊等重要神性动物基本一致。鸟是秦先祖的图腾崇拜物，西王母神话中也有“三青鸟”；秦人虎崇拜的历史文化渊源可追溯到西迁前的东夷部族时期，《山海经》中几处提到西王母的形象亦与虎有关；先民崇拜熊的历史也非常久远。叶舒宪认为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包含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和天熊三种天地之间的中介物。“六轮挽车”上的熊罴、“四轮方车”中央的坐熊，可能都属于这种至关重要的“中介物”——既能联系轩辕黄帝和帝之下都“昆仑山”，又能作为西王母的重要侍者统领其他神性动物。

　　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四轮车实物，是2024年在秦陵“帝国第一陪葬墓”墓道中发现的“四轮独辀木车”，其四轮独辀结构与战国晚期主流的双轮车形制不同。该车总长约7.2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4.2米，车盖下压有方形木架，当为车厢。其两侧共有四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陪葬坑P1、P2各出土四马驾独辀木车一辆；陪葬坑P3残留遗迹显示有独辀木车四辆，双辕木车一辆，其中一辆独辀木车由并排六羊驾。这些车反映出秦朝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特别是出现六羊驾车，反映出秦文化对古羌人“引路羊”葬俗的吸收。古羌人认为羊能沟通生死，甘肃高台骆驼城、许三湾魏晋墓中就出土了与羌人葬俗相关的殉葬实物羊与画像砖。

　　“四轮独辀木车”不但要承载墓主灵柩，还要护送墓主灵魂往返于冥界和天界。多形制和多用途的车辆集中于一墓，且以“四轮独辀木车”作为专用载柩工具，符合秦人倚重车马的历史传统，同时也继承了人们在升仙登天神话中出现的新思想：商周以前，先民灵魂升天依靠鸟、龙、熊、虎、龟等神话“物精”，后来随着车马在军事、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车也被赋予通行天界的功能，并以虬、螭等幻想灵兽为驾，如屈原《九歌·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虺”在古代一般指首尾有口的小蛇，“蟠虺”即屈曲、盘绕、交叠的蛇。装饰“四轮方车”的蟠虺纹，或许就与虬、螭等灵兽的巫术功能相同。

　　研究者多认为“四轮方车”是一件作为明器的挽车模型。尽管“四轮方车”、山西闻喜“刖人守囿青铜六轮挽车”的形制与秦陵陪葬墓中发现的“四轮独辀木车”有很大不同，“四轮独辀木车”上也未发现“六轮挽车”和“四轮方车”上装饰的鸟、虎、熊等神话动物，但它们对车在登天升仙中的功能有着相似的认知。

　　根据以上讨论分析，探讨新见秦刻石中的“车”时，应该特别重视“己卯车到”四个字。刻石铭文被确认为“卅七年”，这是秦始皇生命的最后一年，形势危急，我认为采药团队不会刻文纪功，更没必要强调作为交通工具的车。有学者推测“翳”似对神而言，我赞同是说，并进而认为翳就是向西王母求告，“臣翳”显然是翳替代秦始皇向西王母祷告、求药时的自称。但人神不能直接沟通，必须借助装饰着神性动物的“车”和文字。文字和图像都是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商王占卜时，巫师在具有通灵属性的龟甲上刻下“贞问某事”的卜辞和翳一行人在昆仑山岩石上刻写祷告文字，两者的功能与意义本质相同。刻石是翳等人祷告、接引“不死药”庄严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个可以支持这种探讨的证据是羿和翳的名字中都带有“羽”。翳既不同于一般的朝廷命官，也迥然有别于普通的术士，很可能是出身秦贵族、深受秦始皇信任的特使。他率团前往昆仑山“采药”，乃是仿效曾经成功取回“不死药”的羿。造父跟随周穆王见到的西王母还是部落酋长形象，到秦代，西王母已经神仙化，而屈原“登昆仑兮食玉英”的书写也是黄帝“种玉”“食玉膏”神话的延续。西王母掌管的“不死药”无论是玉膏、玉英还是灵芝之类，都在神话语境中，而非现实生活中可接触的药物。羿可以直接从西王母处带回“不死药”，而翳则要通过刻字向西王母祷告，借助最高礼仪规格的“神车”接引“不死药”，所以要在刻石中特别强调“车到此”。

　　综合上述，我认为新见秦刻石中提到的“车”乃指翳等人在昆仑山求取“不死药”神圣仪式中的礼仪用车，其体积、装饰大概与盒型长方体的“刖人守囿青铜六轮车”“四轮方车”类似，而不是翳等人的乘车或辎重车。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3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