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卫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在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长卷中，西域与南海如同两条首尾相连的丝带，共同织就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瑰丽图景。姚崇新教授《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以下简称《西域与南海》）一书，以跨地域、跨学科的宏阔视野，系统探讨古代中国经由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诸多地区展开的深度互动。这部著作既是作者二十余年学术积淀的最新结晶，也在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上，为相关领域提供了颇具示范意义的学术范例。

《西域与南海：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

姚崇新 著

中华书局

　　一

　　姚崇新教授的学术研究始于西域。在新疆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他师从侯灿教授，奠定了坚实的西域研究基础；后负笈北京大学，受教于荣新江、马世长教授，学术视野得以进一步拓展。其硕士论文聚焦高昌佛教，博士论文转向巴蜀石窟，研究兴趣从文本文献考据逐步转向考古实证。正如朱玉麒教授在序言中所言，姚崇新的学术轨迹“顺应其人生历程之迁移，不断将其学术触角由西北面向东南延伸”。这种跨越绝非单纯的地理空间转移，而是基于对中外文化交流本质的深刻理解：西域与南海虽地理迥异，却同为文化交流枢纽，呈现出“山海异域、万川映月”的内在共性。

　　书中，作者以“西域与南海”为核心框架，将陆上丝路的佛教艺术与海上丝路的宗教传播融为一体，打破了传统丝路研究中陆海二分的局限。该书副标题“考古、艺术与文化交流”，既揭示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也彰显了其“多元互补”研究思路：全书以考古学为基础，有机融合图像学、文献学与宗教社会史，构建起多维立体的研究体系。在《从西域到中亚——汉地佛教艺术的西渐》一文中，作者以壁画、佛像佛塔、造像碑等实物证据为支撑，清晰勾勒出汉地佛教艺术沿丝路回传西域、辐射中亚的传播图景，突破了以往仅依靠译经与写经探讨佛教传播的单一局限，生动展现了文化交流中“反向传播”的鲜活面向。

　　作者对图像资料的运用，同样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在《景教艺术中的珍珠元素》中，他不仅关注到十字架上的珍珠缀饰，更深入分析了这种组合背后波斯萨珊王朝奢华审美对景教艺术的深刻影响，揭示了文化符号在跨媒介传播中的意义流变。而在《略论宗教图像母题之间的借鉴问题》中，他将宗教图像的吸收借鉴归纳为三个层次，细致剖析了图像跨文化传播中的“变与不变”，提醒学界警惕外在形式借鉴可能掩盖内在文化逻辑的解读“陷阱”，充分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

　　宏大的视野与多元的方法之外，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审慎的史料批判精神，构成了该书的另一鲜明特色。这一点在围绕广州光孝寺的三篇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认为，“厘清光孝寺的沿革是研究与光孝寺有关的一切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以此为导向，他先对该寺早期沿革的相关记载进行详细梳理与考证，以大量史料佐证，得出“唐宋以来，光孝寺在广州僧俗两界的社会影响无出其右”的可信推论；在此基础上，通过比对不同时代的史料，还原了光孝寺在中古时期作为中外僧人驻锡之地的真实历史，凸显了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善于从细微处入手，挖掘文明互鉴的复杂图景。该书文章虽地域横跨西域与南海，但核心议题始终脉络清晰、一脉相承。书中既有三篇聚焦光孝寺的专题研究，也有四篇围绕观音信仰展开的论述，从汉地观音信仰、送子观音信仰，到千手千眼观音造像、观音与地藏的组合，全方位阐释了文明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举例而言，《观音与地藏——中国佛教神祇的创造》中，作者首先指出，如今妇孺皆知的善财、龙女与观音同时出现的场景缺乏经典依据，显然是本土化图像创作的历史事实；继而点明观音与地藏的组合亦无任何经典记载，再从身份、位置、仪式等角度分析，阐明二者共同崇拜虽无经典支撑，却根植于信徒的实际需求，通过这一外来文化中国本土化的具体转变路径，揭示了文明互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类似的文化交流案例，亦见于《从林伽到镇风塔——泉州印度教文化演变一例》。作者以泉州印度教石刻为线索，考证了10至11世纪印度教林伽崇拜在泉州民间信仰中的吸收与改造过程：从象征生殖力的林伽，变为驱邪镇煞的石笋，最终演化为护佑海上航运的风水塔。这一外来文化元素的中国化，并非简单的替代，而是文化因子的重新阐释。作者通过分析外来宗教本土化中的适应与转化，既彰显了古代泉州人民对外来文化的融摄力与智慧，也为泉州印度教文化演变及其他教派在中国的在地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三

　　正是这种扎实的个案积累，使本书的学术价值超越了单纯的现象描述，进入了机制分析的深层层面。这些研究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宗教艺术的敏锐感知，更体现了他对文化传播机制的深刻理解。作者提出，图像的跨文化勾连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体的传播路径证据，二是推动传播的媒介或动力。这种对文化交流动态过程的关注，让其研究更具深度与说服力。

　　总之，《西域与南海》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的个案研究，更在于为我们理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视角。作者打破地域界限、整合多学科方法、坚持史料批判，为解读古代中国的世界交往开辟了新路径。在当今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日益凸显的时代，这种对文明互鉴历史的深入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