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32】

　　光明日报记者 邹晓菁 苏雁

　　“教育是什么？”1979年，南京师范大学一间教室里，一位面容温和的中年女教师站在讲台上，向台下的“准教师”们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学生们一片静默，半晌无人能答。

鲁洁 南京师范大学供图

　　这位老师，便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鲁洁。那一年，她50岁。

　　彼时，春回大地，百废待兴，教育学也面临着从基本理念到学科体系通盘重构的难题。

　　“当时国内所有有教育系的学校几乎是从同一起跑线开始的，大家都没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等人家的教材，所以都得自己动手去做。”鲁洁曾回忆。

　　她挑起这副重担，矢志带领团队编写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契合时代需求、有扎实与丰厚学术理论根基”的教育学教材。1984年，《教育学》成功出版，被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专业广泛采用。这本封面为墨绿色的“绿皮教育学”，是改革开放后首部教育学权威教材，出版至今从未修订，却持续再版，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学人。

　　一本教材里浓缩的智慧，来自经年累月的教育实践与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旧址。1947年，17岁的鲁洁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她拾起教鞭，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研究教育。

　　教育理论和农村教育从一开始便是鲁洁的研究重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生都对农村教育有种偏爱。事实也确乎如此——她申报并开展过很多相关课题，经常去农村学校调研。

　　“她不是那种只知道钻进书本的学者。几十年的从教历程，不论是教师队伍培养、教学平台搭建，还是教学楼的建设，她都很有想法。”鲁洁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缪建东说。

　　她的脚步，从学术的殿堂走向田野的课堂，从理论的构建走向生命的共鸣。

　　20世纪80年代中期，缘于一次学术探讨，鲁洁关注到了德育研究这个“空白领域”。

　　“当时她在和东北师范大学王逢贤老师的交流中，发现国内还没有自己成体系、专门化的德育研究。她意识到，德育如果失效，其他方面的教育都将失去意义；发展德育，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于是，她立即行动起来，成为国内德育研究最早的一批带头人之一。”鲁洁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冯建军回忆。

　　对德育的关注，也为她晚年投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埋下了伏笔。200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鲁洁接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德育课程改革的重任，主持国家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研制，担任《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总主编。

　　她怀着滚烫的心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了解德育开展的真实情况。然而，一次次扑入眼帘的却多是这样的景象：老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孩子在座位上齐声背诵。考试环节，孩子对着试卷一笔一画地写下“标准答案”。没有互动，没有开启，没有心灵被触动后的震撼与感召……

　　“这样的‘思想教育’，怎么可能贴近孩子的生活实际，怎么可能走进那些幼小的心灵？”她深感忧虑。

　　于是，带着“我们到底需要何种德育”的问题，她开始每周“下校”听课、调研，雷打不动。数年实践之后，她提出“回归生活”的课程理念，主张德育必须根植于儿童的真实生活：“我们要把德育做进生活里，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这句话，成为鲁洁教育实践的核心。

　　南京市上元小学是一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学生很多都是外来务工者的孩子。这是鲁洁当时常去的学校之一。学校里年轻的德育老师生怕在大学教授面前讲不好会出丑，还有人因为讲课效果不好懊恼得直掉眼泪。

　　鲁洁从未批评过这些一线教师。相反，她总是温言安慰：“是我们的教材有问题，我们还需要调整。”她还循循善诱地引导老师们思考：“讲课时遇到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学生的反应给你什么启发？”

　　鲁洁的教育理念在教材编写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编写小学一年级课程《平平安安回家去》时，最初的设计是教孩子识别路标、信号灯，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鲁洁却想得更深：“只是教会孩子在回家路上注意安全，这样能达到德育的效果吗？是不是可以引导他们去感受、去发现——原来，一路上有那么多人在关心他们的安全？”

　　在她的启发下，教材增加了一个名为“路上的温暖”的板块——妈妈等候的身影、交警指挥的手势、校车老师的叮咛……这让孩子们被深深触动：“原来，我在生活中得到的关照无处不在，周围的一切是那样温暖。”

　　鲁洁总是反复强调生命教育的意义：“让孩子懂得生命的珍贵，比学会知识更加重要。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生命被这么多人爱护着，是很有价值的。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当他们遇到挫折，就会更有力量去面对，会懂得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从教导具体技能到培养生命意识，这正是鲁洁教育思想的典型体现——教育不是传授知识的“说明书”，而是唤醒生命自觉的“启蒙书”。

　　“鲁老师从不以成绩评价学生。她相信只要引导得好，每个学生都能有很好的发展。”鲁洁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余维武说。

　　鲁洁懂孩子，这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她在自己的口述史中写道：“我小时候就喜欢玩，念书念得不好，是‘差生’，所以现在对‘差生’特别同情。其实小孩子不爱念教材很正常。”

　　她坚持“以儿童为师”，要求教材必须用孩子的语言——不说“守信”，要说“说话算不算数”；不说“公平”，要说“我不耍赖”。总之，“一定要找到孩子喜欢的表达”。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鲁洁仍在尽力帮助孩子。当得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很少看到绘本，她便自费购买了很多箱绘本捐给学校。

　　她不仅捐书，还动员学生和志愿者组织“共享阅读时光”活动，为孩子提供朗读指导。她说：“现在能影响、鼓励这些孩子，将来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家庭和命运。”

　　她还把自己编写教材的报酬全部捐出，用于培训和提升教师，却一次又一次谢绝宣传。这笔捐款的数额至今还在增长，就像她的教育理念，在无数教师心中生根发芽。

　　2020年12月，鲁洁走了，享年90岁。她留下的，不仅是教材，更是那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教育理念。

　　翻开今天的《道德与法治》课本，孩子们读到的不是教条，而是生活本身，那些关于诚信、友爱、责任的故事，都来自他们熟悉的世界。正如鲁洁所说：“人本来是可以这样美好的，教育的神圣使命就是为实现这个‘可以’而努力。”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5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