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大家谈】

　　光明日报记者 杨飒

　　四月春暖，和风拂面。在各色鲜花争芳斗艳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记者见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康震。

　　尽管事务繁忙，但依然文气不减；朋友圈的每日分享——“中华经典诗文，让我更有力量”，康震已坚持多年。作为深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他把书斋和讲坛作为自己的两个主要“战场”。在书斋里，他埋首典籍、笔耕不辍，与千年文脉隔空对话；在讲坛上，他娓娓道来、神采飞扬，让经典文化直抵人心。无论是学术理论的建构创新、国际话语的传播表达，还是《百家讲坛》的经典解读、《中国诗词大会》的文化普及，康震始终立足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基石，见证并参与了10年来中文学科的蝶变与成长。

　　2016年5月17日，康震代表文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回想起10年前那个难忘的日子，他仍心潮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又有强烈的文化感染力，令人听后意犹未尽，回味深长。”康震深感，10年来，中文学科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遵循，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融通中外、守正创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服务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步履铿锵。

　　坚定自信 锚定文苑发展航向

　　记者：康教授，您好！此刻，看着您办公室里的满墙哲学社科典籍，令人想起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中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殷嘱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为中文学科锚定了怎样的发展航向，在中文学界留下了哪些深刻的时代印记？

　　康震：一句话概括当时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的感受，那就是：高屋建瓴、科学精准，听来非常提气，令人感动且振奋！

　　10年来，这一重要论断的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在中文学科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与激励下，中文学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比如文化诗学对“意境”“风骨”等传统范畴的现代阐释，数字文献学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数智化整理及研究，民族古文字学对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等等，都有力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等自主知识体系，中文学科摆脱了西方语言文学理论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彰显出充分的文化自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文学科积极传播中国文论、中国文学，增强了国际话语权，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为民族复兴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强文化自信，一直是我执着的心愿。我在《百家讲坛》讲了8年多，录制了100多集节目，从李白、杜甫讲到唐宋八大家，后来又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诗画中国》，最大的体会就是——老百姓渴望了解传统文化，但怎样讲，才能让大家听得懂、喜欢听、听不够、还想听，这里面有很多学问，甚至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这也是对我们学人的考验。记得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我建议增设“飞花令”环节，就是想让大家在“智力对抗”中更深地记住诗词，在趣味中更好地品味文化。

　　我在节目里喜欢引用两句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体现我们文化遗产之丰厚，一句是对今人的褒扬与勉励，这两句放在一起，就是文化自信的绝佳注脚。我常跟学生、观众讲，古典诗文里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这10年我们学界努力去做的，就是把这份力量挖出来、讲明白、传下去。我们要看到：这份文化自信，绝对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因为真真正正读懂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认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具备了这份坚实的底气。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既是期许，更是使命。我们在您身后的书架上看到了不少近些年的文学出版物。结合您的学术研究历程，您认为10年来中文学科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就？

　　康震：回望这10年，中文学科扎根本土、融通古今、面向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产生了不少实打实的成果。

　　在本土话语建构方面，中文学界扎进中国文学的沃土，从本土实践里凝练出了一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标识性概念、命题和理论，每一个都带着鲜明的中国印记。

　　例如文学理论领域的“文化诗学”概念，它是在阐释中国本土文学现象中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研究理念，是在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话、沟通中形成的中国式文学阐释学，是中国文艺学研究的标志话语。

　　再看互联网时代催生、伴随“泛文艺”形态应运而生的概念——“新大众文艺”。现在的文艺早就不是躲在书斋里、远在舞台上的小众事物，它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生活的角角落落，刷个短视频、看个网络剧、玩个互动文创，都能看到“文艺的模样”。它不仅重塑了文艺本身，更悄悄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情感认知和表达。“新大众文艺”这个命题，正是踩着这个时代的鼓点诞生的，成了这波文艺批评变革里最鲜明的标识。

　　还有比较文学里“变异学”范畴的提出，是为了回应如何在“文明互鉴”中坚持“以我为主”的阐释立场。核心就一条——坚守中国立场，合理吸收他国话语资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走出一条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路子，为跨文明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变异学理论是主动回应、解决比较文学之中国学术问题的创新理论，也是这一领域自主知识生产的标志性成果。

　　而传统文字学的现代转型，这些年也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面对汉字研究的新挑战，学界围绕汉字的社会文化功能、汉字与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命题下功夫，让汉字的分析和阐释理论更趋系统化、科学化，在深入研究汉字形体构造、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搭建起中国汉语言文字学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

　　在语言学领域，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对言语法”体系、汉语是“用法包含语法，语法属于用法”等原创性理论观点。这些理论从东西方“包含观”与“分立观”等认知范畴观的差异性出发，从哲学高度简明深刻地阐释中国语法概念，揭示汉语语法的本质特征，摆脱“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别人表述”的被动语法叙事逻辑，突破印欧语系语法框架的桎梏，为建构汉语自主语法理论提供核心例证，让汉语语法有了“中国表达”。

　　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逻辑一直主导着世界文明叙事，很多时候，我们的文明尺度要被别人的尺子来丈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提出“文明互鉴”“重写文明史”的命题，其核心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重新追溯世界文学的多元起源，确立“文明互鉴”的世界文学观。我们要做的，就是深挖不同文明文学里的共通价值，讲透各自的独特内涵，既为人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新的文学叙事模式，向世界呈现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中的中国”。

　　建构新知 让中国文韵走向世界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采访之前，听您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这10年也是中文学科追求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研究边界的10年。据您观察，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理念为中文学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哪些新活力、新动能？

　　康震：这10年，中文学科的发展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自己的路。

　　首先，中文学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统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贯穿学科建设全过程，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落地中国、跟上时代。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性、实践性、辩证性的核心思想与中国语言文学实践深度融合，走出“问题导向—实践检验—理论升华”的路径逻辑，形成了既有理论高度、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进一步挣脱外来理论话语体系的束缚，真正确立了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自主意识，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筑牢了思想根基。

　　其次，中文学科深度激活、用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比如，以中国古代文论精华为核，充分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形成“扎根本土传统、中西相互建构”的研究思路。对“意境”“风骨”“知人论世”这些经典范畴进行现代阐释，使之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工具”，建立起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视野的文化诗学体系，这对破解过去学界的“失语”困境、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十分重要。

　　再看文献学领域，一手传承汉学训诂考据的传统，一手汲取西方写本研究经验，针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不同特点，提出周秦汉唐“写本时代”早期文献的流动性命题，推动先秦典籍与中华早期文明源起研究向纵深发展。在现代科技助力下，老学问焕发新生机，语言学守着“小学”的传统底子，把训诂考据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一步步建立体现汉语本质特色的语法理论体系。

　　最后，“吸收外来、为我所用”，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一方面，我们主动吸收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里的优秀成果，如西方的阐释学、人类学、语言学理论，还有写本研究、数字人文方法，将其与中文学科的研究实际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工具。在比较文学领域，我们借鉴西方学派的研究经验，但不局限于他们的“求同”思路，而是创出了自己的“变异学”理论，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变异性”作为研究核心，弥补了传统比较文学的短板。另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开展主动对话。如语言学研究，始终立足汉语的本质特征，吸收西方形式句法、认知语法的合理成分，提出“名动包含”“对言语法”等原创理论；文学人类学领域，融通西方人类学方法和中国传统考据学，倡导“四重证据法”，推动中华文明叙事研究从“证史”向“释古”跨越，从“史料考证”上升到“文化阐释”。同时，我们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著作译介、联合研究等方式，将国外优秀资源引进来，将中国研究成果推出去，让中国传统文论范畴走进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了中西学术的双向互动、价值共享。

　　总的来说，10年来三大资源的融通，让中文学科真正立起了自主意识、扎牢了文化根脉、打开了国际视野，不仅为学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更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向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路。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增强传统文化国际话语权更是重任在肩。我们注意到您手边的这些学术期刊，其中不乏多种语言的国际版本。据您观察，在国际学术对话与文明交流中，中文学科是如何立足文化根脉、坚守中国学术主体性的？

　　康震：近年来，中文学科始终秉持“传承中华文脉、传播中国声音”的文化责任，一面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一面积极参与文明对话，推动中国语言文学走向世界。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主动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在跨文明交流中实现文化价值的双向共享，切实增强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话语传播方面，中文学界依托中华传统学术范畴海外译介的系统性工程，形成“本土话语输出+语境化翻译+国际化认同”的传播表达机制。学界对“意境”“风骨”“意象”等传统文论范畴进行精准、贴切的语境化翻译与跨文化阐释。比如中国文论里最具民族特色的“意境”，如果硬译肯定丢味道，将它译作“aesthetic realm”，既守住了“意与境偕”的核心内涵，又让国外学者看得懂、能理解，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世界美学里的重要概念，是本土话语跨文化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

　　此外，中国学者的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术著作，不少都入列海外知名高校教材；我们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外文期刊，国际学界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还有很多知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在海外出版，外国读者通过这些文字，能真切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这是文学话语的跨文化交流，比单一的理论传播更有温度。

　　这套传播方式，最核心的就是守住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不盲从、不迁就，和世界站在平等位置上对话。

　　融通致远 涵养学科发展生机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方才和您交流时，也听您谈及了不少高校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故事，10年来，国内高校的中文学科在学科布局优化、学术生态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

　　康震：这10年，中文学科体系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了结构优化与生态完善，形成了“传统学科强化基石、新兴学科领域突破、冷门学科焕发活力”的学科生态格局。

　　先说结构优化。中文学科早已告别了单打独斗的传统研究模式，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搭建起多维度的学科布局。从纵向看，建构了从古代到现代、从传统到当代的完整时间序列；从横向看，形成了涵盖汉族文学与各民族文学、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空间格局；从交叉看，形成了文学与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生态。

　　从传统学科看，古代文学学科在大规模文献整理与知识体系构建、重大专题研究与文明史传承等方面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汉语言文字学积极构建汉语自主知识体系；现当代文学聚焦时代主题，主动回应当下，形成多元研究格局。新兴学科方面，数字人文领域整合多学科力量，开展古籍智能整理、文学大数据分析等研究；网络文艺领域关注数字时代文艺形态变革，形成了“技术分析+审美批评+伦理反思”的研究格局；比较文学拓展跨文明、跨语际、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还有古典文献学、民族古文字学、甲骨学等冷门学科，也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通过技术赋能与方法创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在生态完善方面，中文学科形成了“国家战略+学术需求+社会服务”的发展机制。国家设立一系列重大学术专项、学术工程为学科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学术共同体立足学术会议、期刊建设等平台，推动学术交流创新，研究者通过语言规划、文化传播、文艺批评等学术实践，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与社会发展需求。总之，中文学科通过参与国家文化战略、开展社会服务，积极回应国家与社会需求，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动力与资源，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学术发展生态。

　　在人才培养上，中文学科形成了“传统学术素养+现代研究视野”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先把底子打牢，让学生扎实掌握训诂考据、文献整理等传统学术功夫，懂经典、通文脉；同时又不囿于传统，开设数字人文、跨文化研究等课程，教学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做研究，培养国际视野和跨学科思维。不少高校把课堂和学术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参与重大文献整理工程、田野调查、文化传播项目，还搭建了校际、国际交流平台。从本科到博士，形成了完整的培养链条，矢志培养既懂传统又懂现代、既敢创新又能创新的中文学科接班人。

　　记者：十载深耕，硕果累累。面向未来。您认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还需聚焦哪些方向发力？

　　康震：未来依然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战略部署，往实处使劲、往深处扎根，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把“两个结合”的学理研究挖透做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两者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得拧成一股绳、深度融起来。研究中国文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让这两者相互滋养，让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更为丰厚。

　　二是把“三大体系”协同机制打磨得更顺畅。在学科体系中，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各展所长、协调发展；鼓励跨学科研究、新方法新视角；进一步改进话语体系，用更能打动人的表达传播文化理念、研究成果。

　　三是增强国际话语权。这些年，我通过《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节目，深切感受到文化交流的力量。中华文学的智慧、中华文明的魅力是全人类的财富，学者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文学研究和文明对话，在互学互鉴里把中华文化讲清楚、讲精彩，用中国文学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一份力。

　　四是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学术、建体系，最终靠的还是人。要大力培养既能扎根传统学术，懂文献、懂典籍、有扎实的古典素养，又能睁眼看世界、有现代学术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让中文学科的发展有后劲、有支撑。

　　五是更好回应时代需求。今天，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到来，AI写诗、数字文旅等新事物新形态不断出现，这既是考验，更是机遇。中文学科不能守着故纸堆不动，要直面新变化，主动创新发展，让文学的智慧对接当下社会需求，让中文学科真正服务于国家的文化战略。

　　说到底，构建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扎稳中国的根，接准时代的气，既要守得住传统，又要跟得上潮流，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中文学科走得更稳、更远。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7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