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制

——“二千年秦政大盗论”相关问题辨析

　　作者：苏俊林（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谭嗣同有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多年来，学界多有批判秦代君主制度的观点，其中不乏将秦制同周制与汉制相比较的视角与阐释。笔者以为，由周至汉的制度变迁，涉及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层面，是中国古代社会意义深刻的历史变迁，关乎这一主题的诸多讨论虽不乏精辟观点，但亦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与辨明之处，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

　　一

　　长期以来，一些学术观点片面肯定“八百年周制”，认为秦制取代周制是历史的倒退。在笔者看来，“周秦之变”或言秦制取代周制是在民众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体现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政治体制方面，周制分封之下诸侯征战不断，先有“春秋五霸”，再有“战国七雄”，百姓深受战乱之苦，统一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孟子也提出“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诸国的激烈竞争之后，最终由秦国完成了诸侯林立到“并天下”的历史使命。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县政最初由卿大夫掌握，战国时则变为国君直接任免县令，完成了周制分封到秦制“海内为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体之变。官爵制度方面，周代血缘关系主导的世卿世禄制，被新爵制和流官制所取代。新爵制以崇尚功劳、不问贵贱的制度精神激励百姓，流官制以科层化、任期化的官吏管控国家。这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制度选择。土地制度方面，井田制被废弃，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秦国以户主身份名田宅，建立起小农私有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革故鼎新，纷纷抛弃周制，建立新制。随着秦的统一，最后确立为秦制。这是诸国竞争的结果，更是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秦制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大一统的郡县制度、选贤任能的官爵制度和分配到户的土地制度为核心，塑造了中国二千年政治的基本形态，可以说实现了对周制的历史进步。

　　秦制取代周制，更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周代的礼乐制度常被称颂，但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阶级等级森严。“周秦之变”的历史过程，正是阶级等级制度被打破的过程，是在民众力量推动下实现的。春秋时期的“曲沃代翼”，小宗得以取代大宗，在于曲沃“得民心”，“晋国之众皆附焉”（《史记·晋世家》）。战国初期的“田氏代齐”，逃亡齐国的田氏（陈完入齐后改为田氏）竟然取代姜氏，实现异姓嬗位，在于其以大的私量借贷，而以小的公量收债，“大斗出，小斗进”，百姓“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晋国六卿为抢夺政治资源，纷纷扩大土地亩积，争取百姓支持。范氏、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氏、魏氏以200步为亩，赵氏以240步为亩（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问》，智氏的简文残缺），远大于晋公室百步为亩的周制，最终六卿执政，韩魏赵“三家分晋”。秦国实行不问出身（奴隶斩首可获爵位）、实用且完备的身份制度，分田到户、亩积最大（240步）的土地制度，以及标准最低的田租（什一之税）、户赋（每户32钱）制度，制度优胜于六国，也成为秦并天下的制度基础。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亦是诸侯、大夫、陪臣凭借民众力量挑战周制政治秩序的体现。王莽时中郎区博曾说：“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汉书·王莽传》）就此而言，周制的消退，到秦制在天下的确立，深刻诠释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真理。

　　二

　　统一天下后，推崇法制的秦制弊端逐渐暴露，严刑峻法，苛政虐民，很快二世而亡。在批判秦政的诸多言论中，有切中要害的学术洞见，但似乎也有一些认识值得商榷与讨论。

【图①】

　　以法家论断代替现实秦制。学者经常征引《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思想来批评秦政，这有史料不足的缘故，但亦须注意的是，并非法家的所有论断都成了现实的秦制内容。《商君书·靳令篇》将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道德视为“六虱”，《韩非子·显学篇》强调道德“不足以止乱”，主张圣人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这是一些研究批判秦制不重伦理道德的重要证据。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父盗子，不为盗”，维护父权地位。岳麓秦简有“殴泰父母，弃市”等律文，严惩殴打、辱骂长辈的不孝行为。甚至“不听父母，笱（苟）若与父母言”，顶撞父母也要被逮捕治罪。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要求“敬长兹（慈）少”“宽俗（裕）忠信”，将慈孝、忠信等道德要求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法家不救济贫弱的主张也并非事实。《韩非子·显学篇》认为懒惰且生活奢侈才会贫穷，反对国家“布施于贫家”。《史记·商君列传》也载：“事末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但里耶秦简中有多条“以贷贫毋种者”的档案记录，证明当时政府有救济贫弱的行为。《为吏治官及黔首》要求“孤寡【图①】病当巢”，说明救济贫弱是普遍的社会责任。不过，《韩非子·备内篇》批评“徭役多则民苦”，主张“徭役少则民安”，但这种利国利民的论断也没有转为现实秦制。这些例子说明，法家的思想论断与现实秦制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图②】

　　以秦制文本代替秦政实践。秦律是秦制文本的主要载体，但引用秦律论证秦政恐需十分谨慎。岳麓秦简载：“【图②】訽詈新黔首，赀一甲；殹〈殴〉笞，赀二甲。”法律严禁官吏殴打、欺辱六国故地的百姓，但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史记·项羽本纪》载：“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路过关中的百姓经常遭到秦吏欺辱。岳麓秦简律令禁止官吏“受人财”，禁止官吏低买高卖以获利，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迁徙六国富豪时，被迁徙者“少有余财，争与吏”，争相贿赂官吏。即便是岳麓秦简中“毋苛徭”的皇帝诏令，能在何种程度上落实也难以确定。因此，虽然出土简牍所见秦律可以极大丰富秦制内容，也将改变以往秦政残暴的简单认识，但决不能将秦制文本等同于秦政实践，更不能以此美化秦政。

　　将早期秦制与晚期秦制混淆。法律繁苛是批评秦政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秦制的最初面貌，而是不断累加的结果。商鞅变法时律令特别是秦令极少，只有《垦草令》等少量秦令。睡虎地秦简《语书》说南郡守腾“修法律令、田令”，强调“良吏明法律令”，但墓主摘录了秦律30种（含王伟析出的《兴律》），没有一条秦令，表明此时秦令依然稀少。在统一后使用的岳麓秦简中，律令却非常繁多。不仅新增了《奔敬（警）律》《具律》《索律》《亡律》《狱校律》《杂律》《贼律》等，还有《尉郡卒令第乙七十六》《备盗贼令廿三》等大量秦令。秦令以官署名/事项+干支+数字的格式命名，干支以“令癸”为最，数字以“七十六”为最。已见秦律37种，秦令数量更为庞大。秦律令的不断累加，最终出现了“秦法繁于秋荼”（《盐铁论·刑德篇》）的局面，法律逐渐繁苛。学者或将统一天下视作秦制走向繁苛的转折点，或将“焚书坑儒”视为秦暴政的转折点，都表明早期秦制与晚期秦制存在区别。

　　因此，只有明晰法家论断、秦制文本与秦政实践三者之间的差距，动态考察秦制的时代变化，破除简单等同的认识误区，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与评价秦制。

　　三

　　秦制的失败教训成了后继者汉制的前车之鉴。不过，汉代的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甚至法律制度等，都是承袭秦制。就制度核心而言，汉制与秦制都是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并无本质区别。

　　早期汉制在承袭秦制的同时，也汲取秦亡教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一是轻徭薄赋。田租从秦的什一之税降至十五税一，再降至三十税一。更役从秦的“月为更卒”改为每三年一个月，男子傅籍年龄从秦的17岁（凌文超新说为18岁）推迟到20岁。二是宽省刑罚。文帝废除亲属连坐，废除秦律中的黥、劓、斩脚趾等肉刑，代以打板子的笞刑。景帝进一步减轻笞刑数量，制定定菙令，规范刑具长宽厚度和笞打部位，禁止施刑途中换人，弥补“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的制度漏洞。早期汉制大力纠正秦制的暴虐内容，铸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早期汉制可能与我们熟知的汉制有所区别。以汉武帝时期为分界，西汉从“无为而治”的早期汉制转入“外儒内法”的成熟制度。早期汉制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汉书·曹参传》）为制度精神，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制度。汉武帝开始的汉制，以“独尊儒术”为思想指导，推行“有为”的大一统制度。大一统的汉制既承袭了秦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又增添了儒学的政治表达。不仅神化皇权，主张君权神授，还独尊儒术，通经入仕，察举贤良，又以《春秋》决狱，儒化法律，更推行三纲五常，以孝治天下。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三位一体，儒学规范体系形成。君主集权体制与儒学规范体系的结合，形成了“外儒内法”、更加成熟的汉制模式。它有别于法家主导的秦制，也有别于黄老政治的早期汉制。

　　“外儒内法”的汉制成为汉王朝四百年统治的政治基础，但该体制也存在不少弊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明当时土地兼并极为严重。朝廷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不仅“税城郭堧及园田”，养马牛羊也要交税（《汉书·翟方进传》），赋税非常沉重。不仅如此，司法也转为严酷。汉武帝时有律令359章，大辟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西汉末年，“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冤死者无数，早已不见文景时期的“刑措之风”。哀帝时期，谏大夫鲍宣控诉“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公卿“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汉书·鲍宣传》）。东汉桓灵时期，朝政日乱，“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后汉书·儒林列传》）。在这种制度体系下，儒学规范体系中的一些内容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束缚、压迫百姓的工具。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篇》），试图以天的意志约束皇权，但却并未能得到充分贯彻。“君阳臣阴”的主张，一变为“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再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念。基于孝顺人伦的“以孝治天下”成为普遍的社会准则，君权、父权、夫权不断扩张。

　　总之，秦制取代周制虽是历史的进步，但秦代法治过于繁苛，道德黏性不足，体制弊端根深蒂固，终成国家治理的暴政典范，“二千年秦政大盗论”即精辟揭露了传统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相较而言，“外儒内法”的汉制成为后世借鉴经验的制度模版，但君主体制弊端始终无法根除，汉制模式虽不断得到后世的改革与承袭，仍不能代表国家治理的完美方案，应当辩证看待。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