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幽沙海 问道天山

——读《西域鸿爪录：王炳华新疆考古历史论丛》

　　作者：徐维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博士后）

　　2025年2月7日，新中国西域考古泰斗王炳华与世长辞，享年90岁。同年7月，由其博士生刘子凡、叶俊士搜集整理，经北京大学教授朱玉麒总集的《西域鸿爪录：王炳华新疆考古历史论丛》（以下简称《西域鸿爪录》）由凤凰出版社付梓。

　　此书收录了2008年以来王炳华已刊发但未结集的26篇文章，涵盖论文、书信与序言等多种体裁，集中展现了他晚年的学术思索与治学理念，为西域考古、历史地理等领域留下了宝贵的知识遗产与精神财富。

《西域鸿爪录：王炳华新疆考古历史论丛》

王炳华 著

凤凰出版社

　　溯源

　　勾勒西域史前文明图景

　　历史学上的“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囊括中亚、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的广大地域；狭义的西域则专指今天的新疆地区。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心，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文化交汇交融的十字路口。王炳华投身新疆考古事业65年，其研究堪称“致广大而尽精微”，既能精准阐释具体学术问题，也能从宏观文明互动的视角出发，将狭义的西域置于广域的文明语境之中，从而勾勒出西域史前文明的壮阔图景。

　　1985年，王炳华提出了“孔雀河青铜时代”的概念。孔雀河发源于博斯腾湖，流经库尔勒、尉犁绿洲后折向东南，穿过广袤的沙漠，最终注入罗布泊。距今约4000年至3500年，孔雀河流域曾孕育灿烂的青铜文明。铁板河墓地、古墓沟遗址、小河墓地、克里雅河北方墓地等考古遗存，便是该流域先民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历史见证。王炳华结合20世纪初中外学者的研究，从大量考古发现中概括出先民的文明样态：他们以数十人的氏族为单位，聚居绿洲附近，从事农业、畜牧、狩猎、捕捞和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同时，他还系统探讨了居民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例如先民如何随环境变迁调整迁徙路线与生产方式，以及自然环境对当地文化形态与信仰体系的塑造作用，为理解古代西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思路。

　　对孔雀河流域先民精神世界的探讨，是本书的核心议题之一。王炳华在2014年撰写的《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一文中指出，先民们具有萨满信仰，崇拜太阳、数字“七”、麻黄、牛、蛇等，具有严格的等级意识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在本书的《说“七”——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中，他更加深入地剖析了孔雀河流域史前萨满信仰的核心原则。他认为，在先民观念中，世界分为天、地、人三类境界，大地又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二者相加为七，“七”由此成为先民认知世界的终极密码。值得注意的是，“七数”的信仰并非新疆地区独有：中原地区有“七日造人”“七兵”“七术”等记载，南亚有“七佛”“七宝”“七觉支”“七圆明”等概念，欧洲、非洲、美洲也普遍存在对“七”的信仰，足见这一文化认知的广泛性。

　　孔雀河流域先民的民族归属问题，是另一桩延续百年的学术公案。从考古遗址出土干尸的体貌特征来看，孔雀河先民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20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新疆史前先民使用一种名为“吐火罗语”的古代语言，进而猜测存在一个以印欧人为主体的“吐火罗人”。这种假说背后，萦绕着“中国人种西来说”的阴影，也寄托着殖民时代末期欧洲学者的民族主义情结。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再次提出“史前塔里木盆地的白种人居民就是吐火罗人”的假说，引发新一轮争论。欧美学者纷纷撰文响应，颇有将其坐实之势。对此，王炳华在《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种不等于民族，相同的体貌特征无法证明共同的民族心理认同。孔雀河流域荒漠广袤，各考古遗存分布零散，文化形态存在差异性，并未形成完全、同一的文化共同体，且考古遗存中未见任何“吐火罗语”记载。因此，“吐火罗人”是否真实存在，至今仍是悬案。他的质疑不仅基于实证与严谨推断，更打破了殖民时代以来的学术迷思，确立了中国西域考古以实证为核心的研究立场。

王炳华致黄文粥信

　　寻脉

　　重现天山峡谷古道脉络

　　如果说史前文明研究是对西域“根脉”的追溯，那么丝绸之路的考定则是对西域“经脉”的梳理。发现并论证“天山峡谷古道”，是王炳华最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古代丝绸之路在新疆地区分为三条路线，分别是天山北麓的“北道”、天山南麓的“中道”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南道”。而王炳华历经多年实地考察与考古工作，结合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记载，成功拂去历史尘埃，指出在天山山脉的峡谷之中，隐藏着一条存在上千年、却未在正史中留下明确记录的古代道路，并将其命名为“天山峡谷古道”。

　　在《“天山峡谷古道”刍议》《深一步认识阿拉沟》等文中，王炳华以距今3000年左右的康家石门子岩画、阿拉沟青铜时代等史前遗址为起点，结合唐代鸜鹆镇接待康国使者的文书、明代陈诚出使帖木儿帝国的旅行记《西域行程记》，以及清代史地学者徐松的相关考证，明确判定天山深处曾存在一条游牧民族往来通行的古道。他用精练的语言勾勒出其线路：“穿行天山峡谷之中，至伊犁河流域后折而西南行，进抵大宛、康居，达兴都库什山北麓，过铁门关，及于阿富汗斯坦。与天山南北麓路线相较，它开拓较早，青铜时代欧亚游牧人东行西走，这就曾是坦途。汉唐西域，直迄明清，仍一直在沿用。”为完整呈现古道的文明联结，他还对古道两端的关键节点展开研究。对于起点高昌城，他曾在《高昌三题》中讨论其设置背景与城市形态，字里行间更寄寓着对高昌城考古与保护工作的迫切期盼，凸显出一位考古人的文化担当。对于古道延伸向中亚、南亚的另一端，他在《丝路葱岭道初步调查》中细致梳理帕米尔地区考古遗存，描画出丝绸之路南道进入中亚、南亚的具体线路，使文明交流交融的图景愈发清晰。

　　天山存古道，雪域证通途。天山峡谷古道的发现，填补了中西交通史的空白，深刻揭示了丝绸之路“网状交通”的格局：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与商旅使者的贸易路线交织交错，共同构成了物质与文化流动的文明大动脉。

王炳华致黄文粥信

　　传薪

　　赓续考古学者精神追求

　　无论是史前文明的深度考据，还是丝绸之路的古道探寻，王炳华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这份情怀既源于个人坚守，更来自三代考古人的薪火相传。《西域鸿爪录》的序言，是王炳华撰写的《深心托豪素倏忽六十年——黄文弼先生一封谈新疆考古的长信》。这篇文章不仅追忆了一段学术往事，更体现出中国西域考古“踵余志、超前人”的精神追求。

　　黄文弼是20世纪中国西域考古的奠基者之一，1927年作为团员参与斯文·赫定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拉开了中国人独立自主开展新疆考古调查的序幕。1963年，28岁的王炳华携同事致信黄文弼，请教新疆考古领域的具体问题。一个月后，他收到了黄文弼的亲笔长信。这封信不仅围绕北疆考古状况、古文献阅读方法、资料整理与搜集技巧等具体问题给予了耐心解答，更饱含对后辈的殷切期许：“我四十年来研究这一地区工作，尚未得到完结，而今已老矣，但愿后起者踵余志，而成就则将超越于前也。”回望这段往事，王炳华曾感慨：“但我再三追忆，实在记不起当初究竟是因何向黄老提出了那么多具体问题，竟引得老人这般推心置腹，将自己对新疆考古的切身体悟与宝贵经验，洋洋洒洒倾诉了两千五百余言。”字里行间满是对前辈学者的感念。而这份感念，不仅化作了王炳华扎根西域的坚守，也体现在他为刘子凡、刘政、叶俊士等青年学者撰写的赠序之中。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嘱托与传承，在时间洗礼下显得愈发清澈而郑重。

　　作为王炳华晚年的结集，《西域鸿爪录》完整勾勒出一位考古人的学术人生与精神底色。王炳华以脚为笔、以地为卷，用毕生心血破译西域文明的密码。这部著作既是西域考古的重要知识遗产，更是一座精神灯塔，照亮着后学者继续“探幽沙海，问道天山”的征程，让西域文明的图景在世代传承中愈发清晰，让丝绸之路的文明脉络在学术求索中绵延不绝。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选自《西域鸿爪录》）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