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小禄（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元代有一部极具学术知名度的文话著作《文章精义》，全称《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本是至顺三年（1332）于钦止编刊其在四十多年前十八九岁时听老师李塗（塗，简体作涂。为与“李淦”区分，本文一般写作“李塗”，如有征引则以文献为准）讲授古今文章精义的记录之作。其作者是李塗，字耆卿，号性学，古代书目和众多文献载录多作李塗，或是以字、号相称为李耆卿、李性学。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先生校点本（以下简称“王本”），亦仍断作李塗。然而1994年陈杏珍等人陆续发表考辨论文，却以王本所提供的记载李塗为该书作者的于钦止跋文（以下简称“于跋”）在“李塗”等处有阙文和阙笔的情况，力证其作者应改署为与其形近的“李淦”。自此以后，李淦之说即在学界占据了绝对上风。

　　不仅如此，此说还影响到古籍出版界，以至于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文话》校点本改为“元李淦撰”，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本亦改为以姓号相称的“李性学著”。因为《历代文话》在古代文话和文章学研究界的巨大影响，2007年之后迄今几乎所有的专业学术论著和硕博士学位论文，在提到《文章精义》时纷纷改作或径作“李淦”，似乎“李淦”真成了该书的作者。但果真如此吗？

　　以可靠版本堵住阙字之疑

　　纵览陈杏珍等人的几篇考证论文，其起因都始自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于跋在“李塗”等处有阙笔和阙字，从而引发了“李塗”是“李淦”的形近而误猜想，然后予以多方考证，认为应改判为李淦。于此，如果我们找到了没有阙字阙笔、完整清晰无疑义的于跋版本，则可以从问题源头上堵住这些考辨发挥的借口。

　　王本所录于跋有三处七字阙文，作：“凡二百□八条……亦可以为学者识见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塗，字耆卿；性学，当代名公钜卿扁其斋居之号□□□□朱子门人之门人也。后仕至国子助教，卒于官。学生益都于钦止□□书于卷末。”亦见到此本的陈杏珍《〈文章精义〉考辨》却录作：“凡二百□八条……亦可以□□者识见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字耆卿，性学当□名公巨卿扁其斋，居之□□□□□，朱子门人之门人也，后仕至国子助教，卒□□。学生益都于钦止□□书于卷末。”相较前者，多了“为学”“塗”“代”“号”“于官”等五处七字阙文，最关键的是有关作者名的字，王本不阙，作“塗”，而陈文却缺作“□”，由此打开了其考证的缺口：“既然北图（即原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中，字迹已残缺的作者姓名极像‘李涂’，那么会不会因同样原因而以讹传讹，误将李淦讹作‘李涂’呢？这是校勘学上常说的‘形近而误’。联想到《永乐大典》本只提李耆卿，永乐进士曾鼎也只题李性学，不书本名而称字号，恐怕也是事出有因的。”就此将元代程钜夫《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记载的字性学、建昌南城人的李淦，与于跋记载的字耆卿、号性学、临川人的李塗判定为同一人，认定李塗是李淦之讹，并主张“今后编书目，《文章精义》的作者，应订正为‘元李淦撰’”。从而引发了考证为“元李淦撰”的风潮。之后王树林《〈文章精义〉作者考辨》、马茂军《〈文章精义〉考》和袁茹《〈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等文，也都以“塗”“淦”字形相近，或认为“可能是一人二名，既名淦，又名塗。因淦塗二字义近”，或认为“塗比淦只多了一横，一笔之糊涂，沉冤七百年”，或认为两字本为一字，均音“ɡàn”，将形近而讹、音义相通的古典文义校勘学理论在古籍作者人名考证上发挥到极致。

　　但拜当下古籍影像化之赐，笔者找到了该书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之朝鲜木活字本和日本公文书馆内阁书库之文化元年（1804）刻本。它们与国家图书馆版本一样，均附于《虞邵庵批点文选心诀》之后，但卷末的于跋完整清晰，无阙字阙笔，皆作：“凡二百有八条，于是表其书之首，曰《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亦可以为学者识见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塗，字耆卿；性学，当世名公钜卿扁其斋居之号。临川人，子朱子门人之门人也。后仕至国子助教，卒于官。学生益都于钦止百拜书于卷末。”一字不阙，足可释国图本阙字和诸多考证者之疑。

　　以籍贯个性回应攀缘附会

　　陈杏珍等人的考辨论文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在“形近而误”的前提下，将于跋所载生平事迹较为简单固定的李塗，往传世文献中事迹较为丰富复杂的李淦身上进行无限联想，然后断定李塗是李淦之误。对此，笔者从关键性的字、号有别，尤其是籍贯不同和思想个性差异极大，来证明李塗与李淦是完全不同的两人，不能攀缘附会。

　　首先，于跋所载的李塗，字耆卿，（斋）号性学。而程钜夫《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所述的李淦，字性学。在共同的“性学”上一是号，一是字，字号不能等同。

　　其次，李塗的籍贯于跋记载的是临川，与陈杏珍等学者引述的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明前期叶盛《水东日记》载录的李塗籍贯同，而李淦是建昌南城人。临川在宋代属抚州军，在元代属江西行省抚州路，到明代属抚州府，下辖临川、崇仁、宜黄、金溪、乐安等五县，治临川县。而南城在宋代属建昌军，在元代属江西行省建昌路，到明代改名建昌府，治南城县，下辖南城、新城、泸溪、南丰、广昌等五县。可见无论在宋代还是元代，两人的籍贯都在不同的两地，所属的军、路不同，县名亦不同，不能以程钜夫所载是元时地名、于跋和明清文献所载是古地名来牵强解释元代建昌南城在三国吴时期为临川郡地，就说两地是一地。而从于氏自述其籍贯为益都，乃实指元代益都路益都县来看，则其所言李塗的临川亦是实指，则二李的籍贯并不相同。

　　最后，两人的为人和个性亦有显著差异。李塗的思想学问特征，于跋记为朱熹的再传弟子，“每读书讲究义理之暇，则论古今文章”，与《文章精义》书内多次称说朱熹为“晦庵先生”合。如第91条赞朱熹诸文字能“相题而施”；第95条赞朱熹“治经明理宗二程，而密于二程”，赞其诗是“《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第97条称其“诗音节从陶、韦、柳中来，而理趣过之，所以卓乎不可及”；等等。而程钜夫所记的李淦为人，则是“其人魁大，少饮酒，一食能尽肉数斤。善谈论，达政治。不娶，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旦，奇士也”，为学是“穷日夜谈经，博大精粹，超诣独见，《易》《诗》数百家，可坐析立辨也。为文闳密深厚，类永嘉叶适。又博通星官、历翁、浮屠、道士百家之言”。前者显得奇特怪异，非恂恂儒者样；后者显得纵横博杂，与《元史·叶李传》所记勇于进取、弹劾权臣僧格事同，而与于跋所记“子朱子门人之门人”不同。特别是程钜夫言李淦“为文闳密深厚，类永嘉叶适”，却正好与《文章精义》第22条所记“叶正则（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人）之文巧于韩、柳、欧、苏，而力量不及”的偏于贬抑的论断相反。

　　由上可见，李塗与李淦二人仅在元代、江西人和曾任“国子助教”上等事项上相同，而在“性学”字号、“临川”“南城”的籍贯和为人为学及个性方面有着重要区别。比较而言，李塗的生平仕履简单平凡，而李淦则跌宕精彩，他们之间实有诸多扞格难通和矛盾之处，无法重合，不能在两人之间画等号。综上，李塗才是《文章精义》一书的作者，而并非李淦。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