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岩（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文武兼擅、用兵卓绝，素被世人以“儒将”称颂。《明书》评价他说：“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戚继光不仅传承了儒家思想与智慧，而且发展了兵家谋略与战术，以“儒”为体、以“兵”为用，通过巧妙的“以儒释兵”将“兵儒”之思想精要有机融合，呈现出武与德的共生、真与善的统一，造就了明朝抗倭的不朽功绩。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他自幼饱读诗书，通晓“四书五经”，奉行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以“私淑阳明”自居。戚继光戎马倥偬40余载，南除倭寇、北据俺答，为剿灭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和巩固明代北部边防作出卓越贡献。其间，他熟读《武经七书》，用力于《孙子》；同时又结合儒家智慧以及练兵打仗的经验撰写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和《止止堂集》等饱含武学、兵学、文学、哲学思想的著作，终成兵家儒者之气象。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戚继光的治军实践与理论创新堪称“文武相济”的典范。戚继光突破“兵者诡道”的纯粹功利论与“仁义空谈”的实践困境，将孔孟之道融入军事实践，在战火中构建了“兵儒合一”的兵家思想，书写了儒家思想与兵家谋略深度融合，即“以儒统兵”的哲学史诗。

　　仁者无敌的军事境界

　　在治军与抗倭的过程中，戚继光秉持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理念，将儒家之仁融入其军事思想与实践，提出“保民为仁”的治军主张，严守“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苛军规，使戚家军赢得了“民皆壶浆相迎”的民心。不仅如此，他严禁滥杀降倭，对降敌“给粮遣归”，以实现以德服人的军事目的。戚继光虽认可“兵者，诡道也”的论断，但认为军事应本于正心。强调用兵应具有儒家的仁爱之心，将军事的合法性锚定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制高点；同时吸收王阳明“致良知”心学精髓，强调“正心术将有本，心术是也”（《练兵实纪·卷九》），要求兵“胆具于身，理具于心”(《纪效新书·卷十一》），以卫国爱民为强兵之理念，凝聚军心民心，以期达到“仁者无敌”的军事境界。

　　为将儒家思想贯彻到军队建设中，戚继光将军队打造成“流动的儒学堂”，设立分层分类的教化体系，让将领与士卒记诵《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等儒家经典，倡仁义、明善恶；学习研读《百将传》，让将士们定心志、行义举。此外，他还将朱熹《小学》列为必读书目，因其“言简意赅，切于日用”，以规范将士们的日常言谈举止。说到底，其主旨就是建设一支“仁义之师”。

　　经权达变的战术原则

　　戚继光深知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在战术上应随时根据攻守形势之变而变化，主张“当于经籍中采其精华，师以意而不泥；实事中造其知识，衡于己而通变”（《练兵实纪杂集·卷一》），学习与吸收儒家经权达变的思想理念，形成戚家军“攻守相济”的战术原则。他将儒家的权变智慧熔铸为“因地措形，阵无定式”“顺时应天，攻守随候”“因敌易形，奇正相生”“量敌用兵，分合有度”“以民为本，剿抚并举”的“五变”战术，结合《周易》“阴阳相济”思想，创建了12人组成的鸳鸯阵，以牌兵防御（阴）、狼筅兵阻敌（阳），以长枪兵主攻（阳）、镋钯手补护（阴），通过长短兵器互补、攻防角色转换，完美诠释了儒家“一阴一阳之谓道”；遇狭窄地形时，可拆解为5人“五行阵”或3人“三才阵”，灵活借鉴与运用《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智慧。

　　戚继光认为，战术上权变绝非无原则的变通，强调作战应根据“守之顺者攻之逆，攻之易者守之难，攻守之相乘，而胜负之机不定也”（《投笔肤谈·持衡》）的辩证关系，相机转换攻守之势，以随时把握住战场上的主动权，以赢得战争的绝对胜利。如嘉靖四十年（1561）台州之战，倭寇以16艘战船分路进犯，企图“声东击西”突袭台州府城。戚继光识破其诡计后，先加固城防、修建“空心敌台”，构建“海陆俱防”的防御体系，然后集中主力出击宁海，歼敌后疾驰回援，同时在花街、上峰岭设伏破敌，结果赢得了“九战九捷”的胜利。

　　忠义报国的价值追求

　　戚继光深受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的影响，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抒发了爱国之情，不仅饱含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而且尽显其轻名爵、重社稷的高尚情操与守土卫国的使命担当。他认为，军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荣耀，而在于“保境安民”的社会责任。目睹倭寇“焚屋千间，杀民数百”的惨状，他立下“不扫倭寇，誓不还朝”的铮铮誓言。

　　为凝聚军心、振奋士气，戚继光将《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思想转化为军人的内在自觉，要求军官“每日讲解《孝经》一章”，让士兵明白“事亲孝，则事君忠；治家严，则治军肃”的道理，同时在戚家军军歌《凯歌》中发出“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的呐喊，坚定将士们保家卫国、忠君爱国的信心与决心。不仅如此，他在《练兵实纪》中提出忠君爱国、保境安民、同甘共苦、令行禁止的“四要”准则，以规范将士们的思想行为。不过，他所提倡的忠君不是昧上与顺从的“愚忠”，而是以“保境安民”为旨归的“忠君”与“爱国爱民”的有机统一。如嘉靖年间，他冒死上书抗议朝廷克扣军饷，直言“兵无饷则散，散则为盗，盗则扰民，民乱则国危”的利害关系，彰显了忠义报国的价值追求。

　　修齐治平的儒将风范

　　戚继光深谙孔子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深刻哲理，终生践行文武相济之道，无论在治军还是在做人上，始终坚持以儒为体、以兵为用的体用原则，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以儒统兵的传奇一生。他不但是一位拥有赫赫战功的武将，而且是一位留下不朽之作的儒者。他反对空谈义理，强调“即物穷理”的实践精神。为“格”倭寇之性，他深入研究倭寇的战术特点，总结出“善伏、善走、善近战”三大特征，创出了鸳鸯阵；蓟州练兵时，根据义乌兵“悍勇但鲁莽”、浙江兵“灵巧但柔弱”的特点，采取“义乌兵为前锋，浙江兵为中军，蓟州兵为后卫”的布阵策略。在抗倭前线设立“忠义亭”，供士兵祭祀关羽，培养将士们“忠义勇武”的精神追求；刻有《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等语录，时刻警示将领以身作则；题写“宁边”“安邦”等匾额，寄托“守边安民”的政治理想。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狼筅柄上铭刻“仁”字，告诫士兵“此器非为杀戮，实为保民”，使儒家仁爱思想时刻浸润士兵的心灵。质言之，戚继光以儒家仁义构筑其军事思想之魂，用“经权之道”创新作战战术，靠“忠义情怀”凝聚军心民心，凭“文武相济”实现知行合一，让儒家“仁者无敌”与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了完美协调与平衡。

　　尽管戚继光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战功，却从未居功自傲，始终保持“清廉自守”的儒者本色。朝廷赏赐的金银，他大多用于改善士兵待遇；地方官员赠送的礼品，一概拒收，并坦言“为官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正要不贪取军财、不克剥粮赏，况将官要军士用命，立功扬名保位免祸必当如此”（《练兵实纪·第六》）。如在蓟州修建1300座敌台时，他亲自核算工料，严禁贪污舞弊，确保每一分军饷都用在实处，最终建成的敌台“坚如磐石，固若金汤”，成为明代北方边防的坚固屏障。即便遭罢官归田后，他身陷困顿，却从未消沉。尤其面对政敌的诋毁，他坦然道：“人将我害，义不可免者，此身可辱，此志不可辱，此命可死，此气节不可死……《语》有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未必死，况公论流行于天下乎，审取舍者辨之。”（《练兵实纪·第四》）戚继光毕生都在践行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理想。这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与效法的。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