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铲释天书】

　　编者按

　　考古技工是一群长期活跃在考古一线的特殊群体，大多没有考古专业背景，在考古成果中也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名字。然而，正是这群人，凭借长年实践积累的本领，成为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修复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本刊刊发三位考古技工从业以来的故事和感受，以期让大众了解这些在田野考古一线默默奉献的“隐形人”，也借此向那些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辛苦工作的劳动者致敬。

　　做永远的追光者

　　作者：董慧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二工作队考古技工）

　　1988年，我高中毕业。未承想，两年后的一次机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将我引向了考古这条充满魅力与挑战的道路。

　　董慧杰在考古现场绘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来到我的家乡陕西麟游县，对唐代四大离宫之首的九成宫展开钻探发掘。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我有幸成为一名手握“泥饭碗”的考古技工。

　　初入九成宫37号大殿发掘现场，我还是个懵懂的小伙子。但凭借着不怕吃苦的劲头和爱钻研的态度，我迅速适应了这份工作。白天，我全身心投入钻探发掘中；夜晚，我翻看考古工作手册，回顾白天的工作。我打起高考时挑灯夜战的精神，一遍又一遍研读手册，渐渐地，对考古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考古队，每一位前辈都是我的榜样。我暗下决心，不仅要精通发掘，更要向着“一专多能”努力。

　　雨天无法外出作业时，我就泡在暗室学习摄影技术。慢慢地，我掌握了从照相到暗室放大、显影、定影、上光、裁剪照片等为文物“留影”的全流程。得益于这项技能，让我有幸参与到陕西第二工作队的骨签拍摄工作中。

　　拍摄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骨签本身是白色的，上面刻着的汉隶字迹很难被清晰拍摄下来。我们尝试了许多办法，都收效甚微。由于不能在骨签上涂抹其他颜色破坏其原貌，一时间工作陷入了困境。一日，我灵光乍现，想到了用尘土粉末来给字迹“显影”。我用手指蘸上一些尘土，轻轻涂抹在骨签的刻划处。奇迹发生了，原本模糊的字迹瞬间清晰地显露出来。拍摄完成后，只需用刷子轻轻一拂，尘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成了我考古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瞬间，也让我明白，面对困难时，多动脑筋，就能找到解决办法。

　　1994年我被著名的考古伉俪刘庆柱、李毓芳老师调到陕西第二工作队上工作，这一干就是31年。

　　其间，有件事令我终身难忘。那年深秋，我拿着大扫帚费力地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刘庆柱老师走到我身旁，接过扫帚对我说：“别那样扫，越扫越吃力。”他先将树叶扫成一小堆，再去清扫其他地方，并说道：“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工作也是一样，能干的事情不要拖到明天，拖着只会让后续更吃力。”他的这番话，看似是如何清扫落叶，其实讲的是“今日事今日毕”的道理。

　　记得发掘桂宫一号建筑基址时，我负责绘制北边的空心砖踏步。突然，天降大雨，我正要收拾去避雨，李毓芳老师却让人拿来大竹伞，让我们把图绘完。冒雨绘完此图后，我们一队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巴路上，狼狈的样子引来街道两边檐下避雨的人们哄笑和鼓掌。我们也笑了，是源于工作终于完成了的轻松。

　　从初入考古行业的懵懂青年，到逐渐掌握多项技能的考古技工，这一路走来，有艰辛、有困惑，但更多的是收获与成长。1997年，中日合作发掘汉长安城桂宫遗址，我用传统的大平板仪测绘的平面图与日方用先进的全站仪测绘的数据，误差仅3厘米，赢得了日本学者的赞叹。后来，我学会了用全站仪测量，成了所里首批掌握这一技术的技工，进而完成了对汉长安城城墙和“八街九陌”的精准测绘。

　　正是有了这些技能和工作经验，2005年刘振东队长让我带队到斗门镇筹建营地，钻探昆明池遗址。我用了6个月的时间，成功钻探出昆明池的边界，并用全站仪进行测绘，还对湖岸进行试掘、照相、绘图、记录，直至回填。

　　在完成队里的测量绘图工作外，我还乐于为兄弟队搭把手。我连续8天帮助陕西第一工作队测量钻探唐大明宫遗址，到安阳工作站支援过花园村二期遗址发掘，还到扬州队绘制过扬州古城南门遗址图。

　　2011到2025年，这15年是考古事业发展的高光时期。考古所给各个队配备了电脑、全站仪、RTK测量仪、无人机等装备，让我们的测量工作如虎添翼。为了更快更好学会使用RTK，我不断向技术公司请教，甚至与工程师成了好友。

　　如今58岁的我，历经了5任队长，见证考古从手铲、皮尺到科技赋能的巨变。那些攻坚克难的日夜、前辈的谆谆教诲，以及故去的考古学家李毓芳、张连喜老师的身影，都让我念念不忘，成为我生命中的宝贵记忆。

　　退休在即，我仍坚持学习新技术。因为我知道，考古不仅要揭开历史面纱，更要为未来留存文明的火种。我要在考古这条道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探寻更多历史的奥秘，做永远的追光者。

　　从田埂走向探方

　　作者：魏霞（湖北队史前考古研究室技工）

　　“你收拾下，这几天来河南安阳考古队吧！”“啊？嗯嗯，好的。”

　　魏霞在修复出土的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1991年6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年我17岁，刚中专毕业。不久前跟随考古队的老师们一起去了安阳的姐姐，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也去安阳工作站工作。

　　我兴奋之余，心中又难免惴惴不安。在此之前我几乎没离开过家，别说坐火车出远门，连汽车都没坐过。晚饭时，见我忧心忡忡，妈妈说：“去吧，你也大了，早晚也要走出这里去外面看看，能有个这样的好机会不容易。”她连夜给我收拾好了行李，第二天，我便独自踏上了前往安阳的列车，也自此开始了我的考古之路。

　　到达安阳工作站后，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我进入的是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在那之前，我对考古一无所知。上中专时，也只是听说雕龙碑有考古队入驻。我之前觉得考古就是“在土里挖东西”的工作。刚开始接触考古，我对所有的事物感到既陌生又新奇。站里的老师们对我和姐姐都非常热情，尤其是站长杨锡璋老师，常常督促我们要踏实学习。“学好了，就是手艺人，到哪里都有饭吃。”简单朴实的话语，却为当时正处在迷茫中的我指引了方向。

　　后来的三个月里，老师们教会了我修复、拓片及考古的基础知识。我逐渐认识到，考古不仅是挖掘古物，更是通过细致的发掘和科学的方法去还原历史，探索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每一件出土文物的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与故事，而考古技工的责任，不仅是保护和修复这些文物，更重要的是将它们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

　　三个月后，我和姐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正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的一分子。队里安排我学习文物复制。陶器复制学得还算顺利，但复制房基模型却是不小的挑战。那座房基保存较好，有的地方宽度超过50厘米，高度超过100厘米。复制时采用分组制，我们小组负责有推拉门的那一段。这项任务既考验技巧，也很消耗体力。首先，我们要用泥巴按文物的原形状和原大小制作内模。泥土里难免有小石子和玻璃碴等杂质，时间久了，所有人手上多多少少留下了些伤痕。但看到老师们依然安之若素的模样，想到将来我也可以成为他们那样优秀的人，心中的些许委屈就慢慢变成了某种憧憬。

　　后来当我尝试用石膏翻外模时，忙碌了整整一天，却都失败了，沮丧焦躁包裹着我。杨老师注意到我的情绪，叫我留下来单独谈话：“晚上吃饱了没？”

　　“饱了。”

　　“累吧？”

　　“是的。”我低着头回道。

　　“石膏和泥巴都很重，过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做房子时比我们更辛苦。他们吃不饱饭，也没有铁制工具，靠的全是双手和双脚。而我们现在无论是工具还是技术，比他们先进得多，需要的只是耐心、敬畏心和责任心。”杨老师的话让我陷入了思考。

　　杨老师还告诉我，这个推拉门是目前全国首次发现，等我们复制完成这个模型，肯定会有国内外的人来参观。“到时候你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这段推拉门是你亲手做的。”听到这番话，我的情绪逐渐好转，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杨老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大家齐心协力，最终成功完成了推拉门外模的制作。后来每当有参观者过来，我都会自豪地介绍：“这个推拉门是我复制的。”

　　岁月如梭，当年考古队里小丫头，已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了，参与了多个遗址的考古工作。近年来，我随队扎根于沙洋城河遗址王家塝墓葬群。该墓群在2018年展开大面积揭露与发掘后，所有人都十分兴奋与惊喜，它的发现很可能解决史前墓葬不少未解之谜。

　　虽然本次发掘收获颇丰，但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棺内外随葬陶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由于墓葬群在水稻田下被长期浸泡，加上很多陶片胎薄、陶质酥脆易碎，有严重塌陷、破裂的现象。陶器之间还相互叠压，有的甚至出现几件陶器层层叠压的现象。同时，陶器还与黏湿的稻田土粘连紧密。按常规做法，一件件单独提取，或是全部套取，都行不通。“我要怎样安全地带你们回去，回去后又要怎样才能让你们重现昔日风采呢？”这两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来回翻滚。

　　队内经反复讨论，不断提出新方案，最终决定尝试分区分块带土一起提取。这个方法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接下来该修复这批陶器了。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把陶片与土分开的难题。陶片有的胎很薄、陶质差，土比陶片硬。特别是清理茬口时，稍不注意，陶片就会被土粘走一层。好不容易把土与陶片分开，到粘接时，问题又来了——陶片刚挨着胶棒就裂了。我只能平复一下心情再接着干。为护陶片周全，我在修复易碎的陶片时，尝试把固体胶改为凝固速度更慢的液体胶，并用毛笔蘸水把陶片周围的土润湿后，再进行清理。同时给陶片加固，提高其硬度，便于更好地进行清理、拼对。我就这样边修复边琢磨，小心翼翼地一片片清理、一件件拼对。看着一件件出土的陶器被慢慢清理、修复出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35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考古不仅仅是发掘和修复文物，更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守护。

　　在雪域发掘的十年

　　作者：王存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藏队考古技工）

　　2014年，我有幸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的一名考古技工，踏上前往遥远陌生、高寒艰苦的青藏高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

　　王存存在考古发掘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年夏天，我跟随车队进入西藏阿里地区，开始对故如甲木墓地的考古发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历经5000公里，跨越广袤荒凉的无人区，到达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的尽头”。我既激动又不安，甚至还带有一些恐惧。我一方面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胜任这项各方面要求都颇高的工作，另一方面担心，自己能否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顺利地撑下去？

　　到了高原后，强烈的高原反应不出意外地降临：呼吸困难，头疼，白天吃不下东西，晚上睡不着觉，更要命的是我还流鼻血了。最严重的一次，流血持续了好几分钟才止住，当时把领队和其他队员都吓坏了。到达海拔近4000米的日喀则时，我因为心脏不适，在深夜里被紧急送往军区医院救治。好在有惊无险，我挺过了适应期。但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阿里地区札达县故如甲木寺，2014年，这儿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多变且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困难甚至危险。我们到达的当晚，在调查回来的路上，突如其来的冰雹引发了泥石流。由于夜色黑暗，我们来不及避让，车子一下子被冲入泥石流中。寺管会人员和老乡们都来帮我们拖车，然而持续到半夜也未能拖出。我们只能折回寺管会和衣休息一晚。

　　当时第一次上高原的我完全没有经验，轻视了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那天夜里，我冻得直打哆嗦，跟同去的姚娅老师紧紧抱在一起取暖。同行的老师们也个个浑身泥浆，东倒西歪，煞是狼狈。这可以说是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下马威”。

　　最初，我跟在西藏队领队仝涛老师身后，学习分辨地层、刮面、清理出土文物并做编号等基础工作。曲踏墓地4号墓是我参与清理的第一个墓葬。那是一个深达5米的漆黑潮湿的洞式墓穴。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微弱的照明灯下用刷子清扫木棺内的尘土，突然发现一个灰不溜秋的橄榄型的小东西。我问在现场的仝涛老师，那是什么？仝老师立马严肃地说：“别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珠子，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等我先拍照记录。”同时他也赞扬我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女孩子，是个干考古的好苗子。正是在老师们的不断鼓励下，我渐渐对自己多了一些信心，想要去学习更多的考古发掘技术。

　　现在，我已经能在领队老师的整体统筹下，对发掘进度有大致把握，基本掌握了遗址和墓葬等复杂遗迹的观察、分析和发掘技术，同时也熟练掌握了绘图、照相、航拍、测绘等技能，意志力和体魄也在艰苦地区得到了极大的磨炼。

　　2020年，我们在泉沟墓地发掘了青藏高原第一座吐蕃时期的壁画墓。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如何揭取壁画，并将墓室整体打包搬迁。壁画属于极其脆弱的遗存，而且又是在高原地区，之前从来没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操作过。发掘团队的老师们引入了一项新技术——用薄荷醇来进行临时固型和揭取壁画。但新技术是否适合揭取壁画？在高原上会不会有新问题？仍充满未知。

　　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次带有实验性质的工作，也见证了这项新技术在这个领域的成功实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存信和刘勇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先用炭火将需要揭取的壁画烤干，再用稀释后的薄荷醇刷在壁画上将整体外形固定，拿纱布敷上，再刷一层薄荷醇，在局部添加刚性支撑，经过反复操作加固，最后进行整体提取。通过一系列摸索实践，最终取得了非常圆满的结果。

　　这一过程令人终生难忘，尤其是薄荷醇那刺鼻的味道。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种化学品，由于墓室内空间有限，空气不流通，刺鼻难闻的气味让人头晕目眩。虽然我们个个都戴上了防毒面具，穿着防化服，墓室中开着大功率的排风扇，但还是得时不时冲到墓室外大口换气。如此这般，才最终将这宝贵的文物给“侍奉”到位。

　　发掘的惊喜不断，冲淡了疲惫和不适。在对墓室整体搬迁的过程中，领队老师带着我们不放过任何一处遗迹的线索，最终发现了隐藏在棺椁后壁的暗格，使震撼世人的珍珠冕旒鎏金王冠重见天日。

　　与成绩相随的，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伤痛。因为常年发掘，有的墓葬深达十米，墓底阴冷潮湿，而清理和绘图在墓里往往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原本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没好好防护，结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与身体的病痛相比，最煎熬的是想念家里的孩子，我常常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落泪。不过，我仍然庆幸这十年里，自己拥有了一份值得奉献一生的工作。作为一名考古人，能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一点螺丝钉的贡献，我总是充满自豪。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