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前林（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自然累积或者有意创作，形成了庞大的书籍群。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它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源头活水。以广义言之，“经典”即classics，指各个领域独特、丰富、深邃、权威而又流传颇广的作品，比如《老子》《楚辞》《史记》《坛经》《红楼梦》等。它们因反映或回应时代问题产生于历史的时空之中，通过世代阅读及诠解而亘古常新，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以狭义言之，“经典”特指儒家“六经”“四书”以及扩展而成的“七经”“九经”“十三经”等。因《乐经》佚失，《诗》《书》《礼》《易》《春秋》名为“五经”，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虽然现代常以“四书”“五经”并称，但“四书”成为系统性的经典群远晚于“五经”。

　　四书的经典化与四书学的形成

　　《论语》在汉至唐代备受推崇，出现了马融、郑玄、何晏、皇侃、韩愈等思想家的大量诠释作品，但其地位尚未等同于“五经”；《孟子》在宋以前长期位于子书之列；《大学》《中庸》最初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唐中叶至宋代，四书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彼时以“五经”为诠释经典核心的名物训诂之学已陷入琐碎僵化之中，不能措力于个体身心性命的安顿与现实纲常秩序的巩固，聚焦于个体身心困境之超脱的佛教道教如日中天，蔚为大观，反观儒学则处于式微状态。

　　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唐宋儒者开始思索建构一种新形态的儒学——不同于专注名物训诂的汉唐经学，而是以解决身心性命问题为核心并为家国天下建设奠定价值基础的义理体系。“四书”因蕴含丰富的天道性命内容而吸引了儒者们的目光，他们以此为核心文献进行了诠解发挥，构建了广博而精邃的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经典、思想与时代在此交融互涉，成为一个鲜活的有机体。周敦颐《通书》是对《易》与《中庸》思想的阐发，程颐有《论语解》与《孟子解》，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中庸广义》，杨时有《论语解》《孟子义》与《中庸解》等。

　　严格意义上的“四书学”形成于南宋朱熹。他将四书聚合为一个整体，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立足于文本又超越文本，对“心”“性”“仁”“中庸”“中和”“三纲八目”“慎独”“诚”“敬”等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建立起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的四书诠释群，铸造了庞大、精遂而融贯的理学体系。在他这里，经典诠释与理学建构实则一体两面。朱熹之后，虽经“庆元党禁”的短暂波折，但四书学在知识精英群体中间发展盛行起来。至元代皇庆二年，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列为参考书。四书的经典地位通过国家制度进一步得到强化，《四书章句集注》在使四书经典化的过程中自身也成为经典。

　　四书学的历史价值

　　四书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形上基础的确立。先秦儒家也重视心、性、命以及修身养性工夫，但尚未从形上本体的角度为道德教化、社会秩序确立基础。以朱子四书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通过四书文本的建构性诠解为之奠基。理学家们（广义）以“理”“气”或“心”作为价值世界的最高本体，并对理一分殊、理与气、心与理、性与理、人心与道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心统性情、理欲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发。从义理角度言，此时理学体系的深邃与精密已足以与长于理论思辨的佛教相抗衡，从现实角度言，生机勃勃的儒学新形态因其可以满足个体修养以及家国和谐秩序的建立而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不再是“儒门淡薄”的惨淡光景。

　　第二，修养工夫的丰富。宋明学者们在挖掘四书文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庞大的工夫论体系，这为圣贤人格的养成提供了多层次路径。程朱通过对《大学》进行移文补传的方式突出了格物致知的重要地位，只有通过日积月累的格物之功，才能达至“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程朱还重“主敬”，“敬”为贯穿内外、动静、始终的一贯工夫。“诚意”则受到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的普遍关注，朱子临终前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阳明由于对朱子格致说的不满而大倡诚意，中晚年的蕺山更是以“诚意”为工夫之首。此外，“慎独”“戒惧”“正心”“致知”“主静”“养气”等工夫理论皆得到长足的讨论与深化。

　　第三，教化的推广与普及。元代科举制度规定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明清时期亦大体如此。明洪武十七年礼部颁行《科举成式》，乡试、会试的第一场包括《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清乾隆时略作调整，将四书置于第一场，五经置于第二场。元明清士人群体在苦读经典的过程中，深受四书学义理的影响，这对其道德素质的提升、身心性命的安顿以及政治实践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此外，宋明书院讲学之风盛行，往往以四书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理学家们还重视蒙学教育，将四书学内容以简单易懂、易于操作、朗朗上口的形式体现于蒙学读物之中。四书学义理通过经筵、科举、书院、家族等载体逐渐深入人心，自上而下影响到了宋明社会各个领域。

　　四书学的现代启示

　　四书学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供人追忆或欣赏，它因为触及人类个体与群体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而常读常新，对当代文明社会的建设仍具启示意义。

　　第一，人格培育。四书学的要义在于教化，成就君子、贤人、圣人的人格。当今社会在商业浪潮的裹挟之下，许多人被异化为功名利禄的工具，知行脱节，嫉羡争竞，长期处于焦虑、恐惧、傲慢等情绪之中。四书学义理正是药病良方。宋明儒者不仅全面而清晰地揭示了善的根基与人的荣光，为人们确立了为善的信心与希望，同时阐明了恶的来源与去恶、治恶的工夫路径，这不仅能够促使道德人格的生成与实现，为家庭建设、社会构建、国家治理奠定基础，而且可以使个体心灵趋向和谐与安宁，如宋明儒讨论的“孔颜之乐”与“曾点气象”，亦如梁漱溟所说“不与自己打架”。灵魂的安宁并非仅仅是幸福的指数之一，而是其本质表征。

　　第二，家庭建设。家庭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单元，故《大学》工夫系统之八条目有“齐家”一环。受物质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冲击，现代家庭常常出现消费竞逐、情感物化、代际冲突等现象。四书学中蕴含丰富的家庭伦理内容，恰可为现代社会的家庭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宋明儒者的共同理念是家庭教育应当以德为先，且在道德教养过程中，长辈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言：“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宋明儒者亦重视童蒙教育。程颐指出：“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恶有常。”此外，还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宽严结合、重视实践等教育理念与方法，这些都值得如今处于深度教育焦虑之中的家长深思。

　　第三，社会秩序构建。四书学所包含的“万物一体”“理一分殊”“中和”等观念对现代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具有启示意义。人与他人、自然之间并非针锋相对、非此即彼的角斗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基于此，人们一方面要确立起使命感与担当意识，认识到并肩负起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另一方面，须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其他人、民族及文化，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朱熹的“理一分殊”观也有此义，不同事物、个体、文明具有不同的“理”，这些具体的“理”都是天理的体现。因此，须兼容并蓄，和而不同，这样才能建立和谐友善的社会秩序与充满仁爱、尊重、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典诠释是文明连续性、时代性与创新性的体现。我们应当不断回到经典中来，回到四书学中，从中汲取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智慧。在此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沉溺于概念式的纯思辨研究，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学问，须使四书学重新回到时代的沃土中去，发挥其现代价值；二是四书学研究应真正地回应时代，而不是讨好迎合时代，须立足于文本本身，避免曲意歪解而走向庸俗投机。四书学的意义贯通古今，需要当代学者们与时代紧密结合，为中华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卓有成效的探索。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