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晓峰（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辽南京时期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总是将其视为北京史上的陪衬，就像它在历史上的身份——陪都一样。最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冬虎所著的《辽南京》一书出版，让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此书是一部“以辽代的南京城为中心、南京道为主要范围”，将城市史与区域史相结合进行考察的专著。书的撰写遵循严格的史学研究程序，围绕搜寻并审读史料、构思叙事结构、提出史识见解这三个方面展开。

《辽南京》 孙冬虎 著 北京出版社

　　“南京”风貌

　　搜寻史料，是一桩“开头难”的事情。对于辽南京历史研究而言，还不是一般的“开头难”。以往学者之所以未能着手，主要是被挡在了史料不足这个难题之前。从该书引证材料的范围来看，孙冬虎显然下足了功夫。书后开列的长篇“参考书目”，包含经史子集及晚近学人著作、文章等多个类别，展现了作者所利用资料的丰富性。同时，它也为此后开展研究的人提供了难得的索引信息。

　　由于《辽南京》是一部综合性研究著作，对于历史文献的了解就不能停留在“查阅”阶段，那是一般专题研究的做法。综合性研究，是对一个地区社会的全面关注，必须对历史文献做到全面精读，才能在错综交织的材料中，理出不同事务的来龙去脉。从目录来看，该书的内容丰富，脉络亦十分清晰，包含幽蓟十六州割让的前后纷争、五京之制与南京周边的政区设置、城市布局与周边乡村、区域农业的逐渐恢复、“因俗而治”的职官系统、资源供应与灾害应对、佛事活动与文化创造、“燕四大族”的形成和赓续、辽代末世的多重危机等章节。这些内容，反映了作者对史料纵横捭阖、条分缕析，然后归类整理成不同学术问题的能力。

　　除了归纳整理外，书中还有多处对史料内涵的精细辨析，这是孙冬虎一向坚持的学术风格。例如，在审读古人对城市街道方位的叙述时，把握好当时辞例特点，精心比照史料，准确理解城市格局。书中引述了一段关于“檀州街”位置走向的讨论，很有意思。关于该街道，作者发现两条材料进行了记录。一条出自房山石经题记：“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这条材料说的是，有一个“店”，在檀州街之西。但是，这个“西”，是指街西头，还是街西侧，不甚明确。因此，仅凭此，无法知晓檀州街的走向。第二条材料来自1979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燕京印刷的50轴佛经，其中《妙法莲华经题记》中记录了印造这些佛经的地址是“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这里的“门南颊”是个关键，如书中所述：“‘颊’指人脸之两侧，‘门南颊’即是显忠坊大门的南侧。由是，显忠坊只能面东或面西……故檀州街南北走向可定。”这类关于街巷方位的修辞，是一定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的叙事方式，也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从繁复的史料中寻找关联、精心比照，从而得出准确结论，亦是作者学术功底的体现。

辽乐舞场景 资料图片

　　宋辽之交

　　来往辽南京的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十分特殊，即宋朝使臣。他们不是偶然来到辽南京旅行，而是一批专职官员。他们有政治职责，也有文化修养，喜欢观察，长于记叙。据该书统计，“宋辽每方派到对方的出使者合计都在四百次以上”。按规定，这些使臣自辽归来，要把出使过程、沿途见闻等写成文字呈报朝廷。这些“行程录”“使辽语录”是有关辽南京历史文献中十分独特的部分。该书单辟一章，讨论了相关内容。

　　在使辽记录中，关于路程的记录因为客观、准确、完整而具有很高的历史地理学价值。使臣们的络绎不绝与辽南京城内外繁忙的迎来送往，亦是“辽宋之间的外交”的生动注释。据《辽南京》一书的梳理，辽南京的城市整体面貌在时人路振的《乘轺录》中有精当的描述：“幽州城周二十五里，东南曰水窗门，南曰开阳门，西曰清音门，北曰北安门。内城幅员五里，东曰宣和门，南曰丹凤门，西曰显西门，北曰衙北门。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由这段描述，我们可知辽南京的面积、城门、街道、坊间布局甚至民俗等关键信息。

　　宋人沈括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不仅表现在他对自然的观察方面，也表现在他对社会的观察方面。作为一名北宋官员，他曾出使辽国，并留下了图文记录。如书中指出的，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带有“作为军事参考的强烈愿望”，“其中刻意指出顺州是利于布阵的‘谋将之地’，密云是便于扼守的‘鸷将之地’”。于北宋而言，这是颇具战略意义的眼光。沈括还明确指出了幽州城在军事上的战略作用，即“幽州压其后”。

　　作为辽陪都，辽皇帝的到场是必然的。在《辽南京》中，作者对辽皇帝在“南京”的行迹进行了细致梳理和阶段划分——“初置南京时期的短暂停留”“稳定发展时期的多次驻跸”“走向衰落时期的偶然而至”。这种盛衰曲线是历史中常见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梳理了辽南京的历史作用和皇帝的作为：首先，五京之设（辽其余四京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与四时捺钵制度（按季节迁徙，从事渔猎、议政等活动）相结合，共同担负作为国家以及区域政治中心的职能。其次，辽南京地理位置特殊，是辽宋之间交往的枢纽，无论对战事还是对盟交而言，均举足轻重。皇帝到此，与宋辽相交直接相关。再次，在承平时期，辽南京一带特有的景观也会吸引皇家来此休闲。总的看来，国家战略重点的变化，是影响辽皇帝巡行南京的最重要因素。以为帝长达四十九年的辽圣宗为例，前期“军政事务的重点在于与北宋的战争，故而多次与太后一起驻扎南京……宋辽实现和平相交后，国事的重点转移到契丹的北方及其与诸国或部族的关系，因此圣宗不像执政前期那样多次经行南京……”。

　　农牧并举

　　由于辽国疆域具有鲜明的跨生态区域特征，因此该国在多类社会行为与制度上充满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两面性。据《辽南京》梳理，这种两面性首先体现在管理制度设置方面。辽设有南面官、北面官，分别管理南部农耕区和北部游牧区，职官属于不同的体系。其次，在经济活动中，辽国既注重其南京城郊区的农业发展，也保留了一部分土地供本国骑兵往来。另外，辽南京的建置，一方面继承了唐代幽州城的大部分特征，如街道名称（檀州街）、官方机构居西南隅等，另一方面，在陪都宫室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又采用了契丹传统的东向特征。因为以东面的宣和门为正，南门遂不重要，这可能是将大城西南门与皇城南门合一的原因。这些两面性，给辽南京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融合性。在更长尺度的历史中，这些两面性则具有过渡意义，甚至开创意义。

　　《辽南京》一书，对辽南京的历史认识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即时代功能与历史地位。所谓时代功能，是指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建设意图与实际运作，这要注意古人行动的约束条件及其认知边界。所谓历史地位，是指在更长历史的发展中的价值，包括其方向性的潜质，以及为后世发展提供的积累性历史资源。

　　在书中，作者对上述两个层面都进行了归纳。其中关于辽南京城的历史地位，深刻且客观。他认为，从“辽南京”开始，“这座城市由此完成了自秦汉以降的军事重镇向中国北方政治陪都的转变，开启了古代北京近千年来的建都史。”不过他也指出：“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的相继出现，客观上抬升了辽南京的历史地位，这当然是辽人无法预知的后世演变的结果。”在全书的引言中，作者援引了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的话，来表明时人的认知与后世的观感并不一致，二者既不能等同，也不是互相抵牾，它们都具有正当性。

　　对辽南京历史的全面回顾与书写，无疑弥补了辽史、北京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其学术意义之大已不待言。而对于生活在北京以及对北京文史怀有深刻热爱的人，又多了一个被激活了的历史空间：天宁寺塔多了一群读者，萧太后河也将重回人们的想象。总之，《辽南京》是一本历史研究学者和爱好历史的读者都需要的书。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