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辉（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历史缝隙里的人》是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推出的一部新作。这部作品聚焦十二位清代人物，通过日记、书信、奏折、方志等史料，还原他们的生存方式、情感世界与时代际遇，是一部聚焦普通人的史学著述，也是一次历史书写的尝新。

《历史缝隙里的人》 郑小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关注历史图景中的个人际遇

　　《历史缝隙里的人》是非虚构历史读物，全书以具体人物为单元，共十二章，选取了十二人作为书写对象：州县官员黄六鸿、张我观、杨潮观、王猷、吴堦、朱凤森、张祖基、吴永，刑部主事刘光第，学部主事、京师图书馆庶务总办恩光，王府属官穆齐贤，江南士族子弟钱良择。

　　相对于帝王将相、名臣大儒而言，他们在正史中无翔实传记、无伟大功业、无历史盛名，他们的一生，大多只是在地方史志、清史档案、私人文稿、别集杂著中留下了零星文字。然而，他们却真实地生活于清代社会的肌理之中，体现了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以《覆瓮集》留名的基层官员张我观，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覆瓮”（“坛子盖板”），有调侃的意味，也写下了基层官员的治理实践与生存智慧。王府包衣穆齐贤，用满文日记《闲窗录梦》写下替考、借贷、家庭矛盾等生活日常，也因自身被软禁而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七品知县吴永，在慈禧西行之际，以一碗小米粥、一场跪拜仪式，重现皇家的体面。“天理”教起事之际，朱凤森坚守浚县，携幼子上城头擂鼓，以忠义之心守护一方百姓。

　　从书中所涉人物的生活轨迹来看，他们覆盖了清代从兴起到衰亡的各个阶段。明末清初鼎革之际——黄六鸿的父亲黄国琦经历了从当明臣到降闯王、仕南明，最终隐于清的变化，黄六鸿则以铁腕治县，成为新朝的循吏；钱良择生于清军在常熟屠城之际，终其一生都在新朝与旧痛之间摇摆。康雍乾盛世之时——王猷是科举中高居榜单前列的“做题家”，最终却因经济压力堕入贪腐之途；杨潮观在为官的同时，以创作杂剧与编纂遗稿安顿自我。嘉道中衰之际——吴堦与朱凤森一样，在天理教起事中守城有功，二人却未获相应擢拔；张祖基拔贡出身，担任知县四十年，鞠躬尽瘁。咸同光变局中——刘光第是戊戌变法中牺牲的文人，身上有纯粹与坚忍的品质，在临终之际对帝制发出了叩问。清末民初——恩光用个人日记，记录了帝制瓦解前后普通人的生活境遇。

　　全书不说大话，以故事为载体，将清代的基层治理、文人心态、社会秩序等重要内容融入了人物的日常经历中。阅读此书，既能了解社会制度从初创至鼎盛再至壅塞、衰退的全息图景，又能感知宏大制度之下的个体际遇与人生曲线，让制度史呈现为有血有肉的人间史。

　　严谨信实

　　一部好的历史著述，离不开扎实的史料与严谨的叙述论证。《历史缝隙里的人》看似是讲人物故事的通俗读物，背后却有充分的学理作为支撑。

　　书中所引文献，既包含《清实录》《清史稿》等官修史书，各省通志、县志等地方文献，也包含传统学术研究中不被重视的冷门史料——官箴书、私人日记、诗文集、笔记、家传、墓志、档案等。它们看似琐碎，却是普通人生活最真实的载体。尽可能地发掘以往被忽略的史料，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

　　从书中所引的私人著述中，我们可以细致体察一个王朝各类人物的心态。张我观的《覆瓮集》、黄六鸿的《福惠全书》等基层官员“职场手册”，体现了他们的智慧。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是高压之下的借古喻今，展现了他对官场积弊与民生疾苦的关切。恩光的《潜云堂日记》，家长里短，甚至有些絮絮叨叨，却真实呈现了一名晚清老吏面对时代风云变化时的惶惑心态。这些不被正史所经略的材料，在重新被“打捞”后，变成了还原历史细节的珍贵宝藏。

　　从书中还可看出，作者对史料的运用始终秉持严谨的态度，不盲目采信单一来源，而是努力在多个来源的互证中还原真相。例如在解读钱良择的《出塞纪略》时，没有将其视为绝对可靠的史料，而是将《出塞纪略》与《清实录》、传教士张诚的日记、官员张鹏翮的日记进行细致对照，从而发现了文人日记中的浪漫夸张。在解读杨潮观刊刻的恩师鄂尔泰的文集时，没有停留在“编书”层面，而是深入探究其删去五分之二诗作的深层原因，并结合乾隆朝文字狱的背景，指出这是文人在专制权力下的自我禁抑，是“权力毛细管作用”的真实例证。这种对史料的反复比照，体现了著书的严谨性，也让这本书更具说服力。

　　在尽量保证所提观点都有史料支撑的同时，作者还擅长捕捉细节：一碗小米粥、一场跪拜、一阵鼓声、一篇状文，被她精心解读，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一件衣冠、一段日记、一声钟鸣，被她细致揣度，成为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门径。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让人在潜移默化中理解人物的行为逻辑，也让历史的呈现更为生动。

　　微观史学的拓新

　　传统史学往往关注“发生了什么”“制度如何运行”“王朝缘何兴衰”，而较少关注人如何经历历史。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关注个人命运，从个案出发观察社会历史如何运转的学术著作。

　　法国学者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意大利学者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1976）、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1983）——三部被誉为“微观史学”代表作的著作，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让那些“没有历史的人”走进了历史的叙事。

　　对于有志于书写中国历史的作者来说，或许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1）和史景迁的《前朝梦忆》《胡若望的疑问》《王氏之死》等系列著述更具有启示意义。在黄仁宇那里，“平平淡淡的一年”，成了作者书中“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史景迁笔下，历史是有“色彩和纹理”的小石子，它还带着历史的温度，能“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以《王氏之死》为例，全书以一桩清初乡村发生的社会案件为例，剖析当时的乡村伦理秩序、民众精神世界与女性境遇，既是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心灵史。近年来，学者王笛坚持以微观史学的方法治学，撰写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等著作，将研究对象对准了以往不被关注的群体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试图观察中国基层的权力运作方式与公共空间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相较于传统史学而言，微观史学研究对象的拓展可视为某种变革或进步（部分学者观念），但微观史学仍然面临着一些争议。例如，微观史常聚焦“异常”事件，而异常本身不具备统计代表性。再如，过度聚焦局部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不足不得不依赖作者的推断等。因此，在这种脉络之下的历史写作，就既要有显微镜所见的精准细节，也要有广角镜般的宏阔视野，还需要扎实的史料作为依据。

　　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作为参照，便能知晓《历史缝隙里的人》或许是一种历史书写的新尝试：它始终将个体放在中心位置，探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如何理解自身处境、应对生活困境、在制度框架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关注他们的情感与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如何被时代所塑造。

　　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史料学，史学家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职责。和国外不同，中国的历史资料从先秦以来就很丰富，我们有正史传统、有方志传统，我们的问题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所以，谁的声音被听见、谁的叙事能进入历史书写，便成了现代史学所应当关心的问题。希望有更多如《历史缝隙里的人》一般的书籍出现，让我们观察历史的视角更多样、阅读之旅更丰富。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