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炯炯（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博导）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商贸的通道，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之路。学者柴剑虹的新著《丝路寻珍》，汇集了他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30余年间赴海外进行学术考察与文化交流的日记、随笔、演讲稿及相关考述文章，不仅是一部纪行文字的结集，也是一次对敦煌学国际交流史的深情回望,具有以下学术价值。

《丝路寻珍》 柴剑虹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首先，这本书是研究敦煌遗书流散史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史的珍贵档案。众所周知，敦煌遗书的流散史曾经是中国学者的“伤心史”。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探访海外流散敦煌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歇。柴剑虹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频繁穿梭于亚欧大陆，寻访流失文物。在书中，他详细记录了在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地查阅流散海外的敦煌写卷的经过，为研究敦煌文献的流转情况提供了一手资料，也对厘清海外文物情况、推动其数字化回归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中较为重要的发现是，作者曾于2009年进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仓库，参观1945年苏联红军从柏林截获的格伦威德尔新疆壁画收藏品。这批藏品中有很多出自克孜尔石窟的龟兹壁画，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壁画的保存状况、编号系统及艺术价值，证实了这批流失海外的瑰宝最终辗转归于俄罗斯的复杂过程。在柴剑虹等学者的呼吁之下，中俄学者的国际交流合作得以实现，至2016年秋季，这批此前保存不当的壁画被全部修复完毕。

　　其次，这本书凝聚了柴剑虹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观察与思考。在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他系统梳理了从儒莲、沙畹到戴仁、魏丕信的法国汉学传承谱系，既充分肯定了西方学者在敦煌文献整理中的贡献，也敏锐地指出当代欧洲汉学面临的学术传承困境。在柏林洪堡大学与汉学系师生的座谈中，他提出的“金字塔式”与“挖井式”研究方法的区别，至今仍为学界提供着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笔者以为，书名“丝路寻珍”里的“珍”，既指文献、文物之珍贵，也指中外学者之间的情谊之珍贵。书中详细记录了日本敦煌学家高田时雄倡议成立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对左景权、吴其昱等海外华裔学者及汉学家的描写，带着温情与敬意。作者认为，左景权的孤介个性背后，是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与一丝不苟。这些记录，是中国学者与海外同仁交流对话的珍贵见证。

　　此外，作为中华书局的资深编审，作者不仅体现了学者的考辨目光，也显露了图书出版从业者的敏锐观察。面对学术出版的“逆差”（“引进”大于“输出”），他指出，单纯依靠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的外译，难以突破文化差异的藩篱，需要加强科普性学术著作的外译，让中国图书拥有更广泛的读者。

　　书中对丝路沿线风土人情的描绘，为这部著作增添了人文气息。1991年作者首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敦煌写卷，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西伯利亚的苍茫、贝加尔湖冰封的景象，以及莫斯科红场的肃穆。在斯里兰卡丹布拉石窟，作者记录下了佛国造像的独特。在吴哥窟的废墟前，面对“高棉的微笑”，作者感慨战争对文明的摧残，抒发了对和平的向往。这些文字，跳出了学术范畴，将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与文化思考融为一体，让读者在领略丝路风光的同时，能体悟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柴剑虹在耄耋之年整理文稿，出版《丝路寻珍》，不仅是一次个人学术行纪的总结，也是记录时代、沟通中外的文化努力。书中一次次学术演讲、一场场座谈交流、一回回文物寻访，都告诉我们，学术研究不仅是个人的求知与探索，也是推动文明互鉴的力量。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