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永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秦始皇的采药活动，是后世评价他时无法绕开的代表性事件，也颇具争议。因为学界长期以来多依据《史记》中徐福东渡求仙、卢生入海访药等记载，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秦始皇谋求长生不死的个人诉求，却鲜有留意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制度逻辑。这既有传世文献史料记载不足的原因，也与研究视角的局限有关。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为我们重新审视与深入探究该问题提供了可能。

《汉书·食货志》书影

　　臣翳应为“采药使”

　　新见秦刻石记载“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技采药昆陯”，《说文解字》载“使，令也”，段玉裁注曰：“令者，发号也。”始皇帝命令五大夫臣翳采药，不论其以前身份是文吏抑或将领，此时已奉皇帝之命执行专项任务，其身份就是皇帝的“使者”。使者之名古已有之，如《册府元龟·奉使部》概述道：“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自周及秦，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又其事也，汉制，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则使者之称其来旧矣。”此中清晰梳理了从西周至秦汉时期的使者制度，可知其职能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在秦代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体系中，使者承担着沟通中央与地方、执行专项使命的重要职能，其活动范围覆盖疆域治理、边疆经略、皇室服务等诸多领域，成为维系国家运转的重要纽带（李斯：《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页）。

　　传世文献中记录的使者往往以出使职能命名，如稻田使者、河堤使者、主历使者、美俗使者、风俗使者、监军使者等（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中华书局2005年，第16-17页）。这些使者虽职能各异，但均依托国家行政体系，承担着皇帝委派的专项任务，其身份与职权均源于皇帝的直接授权。五大夫翳受秦始皇委派，统领方技之士执行采药任务，完全契合使者受皇帝之命负责专项任务的特征，因此其正式身份应为“采药使”。

　　作为“采药使”的五大夫臣翳，与徐福、卢生等方士形成鲜明对比。从刻石中“卅七年三月”的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秦始皇被方士多次欺骗后，才形成这样的制度性结果。五大夫为秦代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九级，属于高级爵位，常被秦始皇委以重要使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琅琊刻石所列始皇随行人员中，最后两位为五大夫赵婴与杨樛。两人排名最后，可能是秦始皇侍从官团队中爵位最低者。五大夫能跟随皇帝东巡、参与封禅大典并显名于纪功刻石，足以表明他们的重要身份地位。秦始皇派遣近臣五大夫臣翳率领团队采药，并不同于对方士的委托，而是一种官方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采药使”的重要性与权威性。

　　为何铭文中，臣翳自称五大夫而非采药使呢？我认为这涉及两个身份的不同面向。秦推行军功爵制，爵位等级是个人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也与受田、出行待遇、刑罚减免、赋税多寡直接挂钩，“五大夫”属于这一身份序列。而“采药使”属于职事，只在与任务相关的事务中享有特权，该任务结束后，这一称谓便不复存在，也有可能成为其他“使”。所以在自称时，使用“五大夫”更能代表身份。

　　采药使团的构成

　　从“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技”来看，秦始皇还为“采药使”五大夫臣翳组建了专业化的采药团队。“将方技”一语，是解读采药团队属性的关键。“将”多见于秦汉文献，为“率领”之意。关于“方技”，见于《汉书·食货志》所载“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黄杰认为“方技”是指掌握技艺之人（黄杰：《谈谈“昆仑石刻”中的“采药”》，《光明日报》2025年7月21日8版）；陈民镇指出“方技”可指知识、技艺、书籍或人物，“将×”指率领某一群人（具体而言即方士）（陈民镇：《尕日塘秦刻石“将方技”补说》，《文史哲》2025年第5期）。上述观点将“方技”视为具体的人是合理的，但其身份还可进一步明确。

　　其实，“方技”在传世文献中又写作“方伎”，最早见于《墨子》：“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其中如“巫”指巫祝，“医”指医者，“卜”指占卜者，可见“医”可以被视为广泛的“方技者”群体。不过在秦汉时代的文献中，“方技”开始狭义地指掌握医药技艺的专业群体。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太医令与扁鹊均为行医者，其“伎”显然指医术，可见文献中明确将“方技”与掌握医药技艺的专业人士相关联。又《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其中将方技与诸子、诗赋、数术并列，视为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技略”中收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其中医经类侧重医学理论、经方类收录方剂与诊疗内容、房中类涉及性医学知识、神仙类包含养生术等。颜师古注“方技”为“医药之书”，进一步确证了“方技”与医药文化的密切关联。因此，秦刻石所见“方技”是指掌握医药技艺与知识的专业群体，与此前被派遣求仙的卢生、徐福等方士并不相同。

　　秦代采药使团的目的是采药，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从里耶秦简中的“求药”记录便可见一斑。如里耶秦简7-105“求药天下其县所有”，又简9-1305+9-1739载：“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它奇物者。”这是秦始皇下达“求药”诏令至郡县，郡县共同执行“求药”政令（谢坤：《从里耶秦简看“采药昆仑”》，《光明日报》2025年8月11日第8版）。据简文可知，秦始皇所求之药为“良药”“芳草”“奇物”三类，表明当时对药物有严格的分类。这就要求方技精通药材的生长习性、药性功效，能够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筛选优质药材，同时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以避免药材变质，保证采药工作顺利开展。秦代采药使的委派及专业团队的组建，实现了由被动地依赖方士向神仙求药，转向制度化、专业化的主动采药模式。

　　采药任务的运行

　　作为皇帝的专项任务，采药使团的整体运作完全依托秦代的行政体系。首先，在受命出行时，要接受皇帝授予的“节”和“传”。“节”，即“符节”，如《周礼·地官·掌节》载：“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又《史记·高祖本纪》载秦王子婴出降时“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史记索隐》引韦昭语“节，使者所拥也”。可知“节”承载着皇权授予的权威，证明其受命于君，可在四方履职。

　　从都城咸阳出发，前往指定采药地域，“传”则是通行的重要凭证。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了一起伪造“传”的案例：“‘发伪书，弗智（知），赀二甲。’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76页）这一记载不仅印证了“传”在秦代通行中的作用，更体现出对“传”的管理极为严格。

　　采药使团在通行沿途，需传舍依次为其提供食宿补给与车马调配，而“节”与“传”正是其使用传舍的重要凭证。传舍是秦代驿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为过往公务人员、使者提供食宿、车马等保障。如《汉书·郦食其传》载“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食其”，颜师古注曰：“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清晰地解释了传舍的运作模式。采药使在传舍的饮食供给，需遵循秦代《传食律》的相关规定：“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页）可知使者按爵位等级享受相应标准的食物与调料，随从供给也有严格区分。具体到采药使五大夫臣翳，其爵位属于“自官士大夫以上”，即高于第五级的“大夫”和第六级的“官大夫”之上，享受“爵食之”的相应待遇。

　　除采药使团的饮食宿泊外，传舍还需提供“车”的维护及驾车所使用马匹的草料，适配采药使团的出行需求。在抵达目的地后，采药使需协调当地郡县官吏，安排方技开展药材采集工作。地方官吏需履行配合义务，提供向导、协助采集过程中的各种事宜，形成全方位的后勤保障。采药使团完成药材采集与初步炮制后，通过驿传系统将药材运送至都城咸阳，最终交付少府属官太医令储藏备用。

　　总体而言，秦代采药使的派遣，完善了秦代使者制度体系，“采药”这一皇帝专项任务的流程，彰显了秦代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高效运作能力，是秦代大一统国家治理水平的直观体现。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