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昌玉（浙江师范大学文明古国研究院院长、教授）

　　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逐年递增。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旨在对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深度研究。在其学科视域下，对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希腊、秘鲁等文明古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突破了区域的自然地理疆界，成为一个独具人文价值与学术内涵的重要二级学科方向。文明古国研究不仅丰富了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更以其深厚的历史纵深、独特的文明逻辑以及对文明复兴命题的当代关切，为研究者提供了追溯当今各国发展理念源头、理解世界格局演变的新视角。

　　一

　　何为文明古国研究？近代以来，无论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比较文明研究，还是基佐、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叙事，实质上都是以文明为宏观单位，其研究对象是跨越国家边界、长达数百上千年的文明体。而本文所讨论的“文明古国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则是主权国家，即一个拥有明确边界、政府、国际法地位的现代政治实体。纳入这些国家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文明谱系可追溯至轴心时代之前，二是文明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仍扮演显著角色。这一概念在本质上使文明古国研究从传统的文明研究中分化出来，并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式有机融合，成为其学科门类下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分支。

　　笔者认为，文明古国研究应包括三大任务：各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起源与演进研究，文明古国的现实国情与发展现状研究，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方面并非孤立存在，也不是“区域国别学+文明史”的简单拼盘，而是同一个对象中相互嵌套、彼此生成的三个维度。历史研究提供知识基础与解释框架，现实国情设定问题意识与政策动力，遗产保护搭建实践平台与制度载体。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会导致对其他维度的理解失真。文明古国研究的核心命题，恰恰是在历史纵深与现实考察的结合中捕捉三者之间相互构成、相互转化的动态机制。

　　二

　　文明古国研究何以成为区域国别学中的重要分支？文明古国研究强化了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纵深与比较视野。以“文明”为纽带，以“古国”为单元，二者紧密相连。文明古国往往承载着数千年连续或非连续的历史积淀，其现代化进程、国家建构、社会转型无不深受自身悠久传统与历史经验的影响。文明古国研究既需要具备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又要在不同古文明的发展轨迹、兴衰逻辑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提炼出更具普遍性和深刻性的规律认识。

　　目前以“文明古国”来命名的机构或平台最具影响力的要数2017年中国和希腊两国共同发起的“文明古国论坛”，聚焦文化遗产保护、流失文物追索等议题。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于同年成立的世界文明古国研究所。不过类似的研究平台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就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为国内文明史（尤其是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镇。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这些平台不仅助力相关研究深入开展，更提醒我们，文明古国研究离不开“文明”的基座。正如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在其《区域国别学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的：“考古学指向过去之源，回答文明从何而来；古典学指向价值之峰，回答文明何以卓越；区域国别学指向现实之场，回答文明如何共处与演化。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共同构成理解人类文明的三重框架。”

　　现实国情与遗产保护，是文明古国研究区别于传统文明史研究的两道拱门。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来看，文明古国研究应当超越传统的文明史和考古学范式，将“文明”从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动态的现实变量。彭树智先生及其团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该理论系统阐释了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互鉴共生的历史规律。正如西北大学韩志斌教授在诠释“文明交往论”时所谈及的，“研究者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全方位考察，形成系统、客观、真实的知识谱系”，“将整体性和学理性研究进一步深化为符合且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应用性研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文明古国研究中，“历史”与“现实”并非两张皮，而是互动生成的关系：一方面，文明遗产不断被重新阐释和利用；另一方面，国家的当代实践也在不断重塑自身文明的边界与内涵。

　　在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对话论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主要文明体系（尤其是那些奠定了人类早期文明基石的古老文明）的特质、互动与当代转型，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将文明古国研究系统化、学科化，正是区域国别学回应时代命题、参与全球知识对话的重要体现。

　　三

　　作为区域国别学分支的文明古国研究有何特点？文明古国研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区域国别研究，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具有两大结构性特征：空间上的离散性与跨地域性，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多层性。

　　在空间维度上，研究者需要在主权国家的分析单元与超越国界的文明遗存分布格局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可能要求研究对象从“单一国家”扩展为“文明遗产分布的区域性网络”。一个文明的影响范围可能远超其起源地，并分布于现代世界版图中的多个国家。例如，中华文明的影响惠及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又如，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以楔形文字为纽带，在西亚形成了楔形文字文化圈，其文化遗存在当代政治版图上横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研究这些文明，必须跨越现代国界，追踪其文化传播、思想流布的轨迹，关注散居群体与文化飞地，这种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地域、跨国家性质。

　　在时间维度上，研究者需要识别并处理多重历史时间层在同一国家空间中的叠加共生关系，认识“古”与“今”的复杂关系。例如，土耳其的国土上经历了赫梯王国、吕底亚王国、希腊化时代、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和奥斯曼帝国等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的物质遗产存在于当代土耳其的同一地理空间内。这要求研究者既要深入考古发现与文献典籍，复原并理解古代文明的原生形态与鼎盛辉煌，又要聚焦于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断裂、转型、复兴与再创造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冲击下的应激反应与现代化调适。复旦大学刘华初教授在讨论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性特征时指出，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时间维度上的整体历史性，地理空间上的全球性，以及文明本身的分层次的整体性”。

　　此外，研究者还需关注文明古国发展轨迹的非线性与遗产的保护利用。多数文明古国是所谓的“南方国家”，经历过辉煌、沉沦、殖民或半殖民、民族独立与寻求复兴的曲折历程，其现代化道路并非平滑的线性进化。更重要的是，多数文明古国面临的另一现实问题是文明中断，但其国土上又留存了之前文明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这些遗产资源，助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些文明古国共同思考的焦点问题。欣喜的是，不同的文明古国也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伊朗政府利用文化遗产作为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软实力”工具，在古老的波斯遗产与伊斯兰什叶派认同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埃及通过大埃及博物馆等宏伟项目重振民族自豪感，其古代文明是国家最亮眼的旅游“金名片”。墨西哥主要通过原住民文化复兴运动来体现其“文明古国”特质。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且正在走上复兴道路的文明古国，其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国际参照与启示意义。它不仅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另一种可能，还在加强对流失遗产赎回的国际合作的同时，共同探索文明古国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激发文明古国的创新活力，以及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来解决当代问题。

　　总之，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大厦中，文明古国研究以文明为时间轴，以古国为空间轴，编织出理解世界复杂性的知识图谱。它聚焦于那些曾经塑造人类童年、如今奋力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古老文明体，剖析其振兴的梦想与阵痛，探索其发展的路径与智慧。在这一探索中，中国以其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不仅为自身文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其他文明古国提供了基于自身文明底蕴实现现代化的宝贵参照。加强文明古国研究，推动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不同文明智慧的交流互鉴，必将为区域国别学注入深厚的历史人文关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重要的思想力量。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