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作者：刘未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

　　近日，视频平台与影视公司纷纷签约AI演员，有些数字面孔因与多位真人演员“撞脸”引发争议。忧虑情绪也在行业内蔓延。有观察者预测，AI深度介入后，演员的表演经验、情感表达、身体记忆就会被提取为训练数据，制片方可无限复制而无需重复支付费用。这一现象看似是影视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关于肖像权归属与劳动报酬的版权博弈，但我们将其置于更大的时代坐标下审视，就会发现这反映了一个哲学问题，即如果表演脱离了人的身体，身体这一人类认知世界、表达自我、建立共情的原初媒介是否会被技术时代所放逐？在AI表演中，我们究竟是获得了降本增效的技术便利，还是丧失了人类某种根本性的存在方式？

聚焦皮娜·鲍什的纪录片《皮娜》剧照。资料图片

　　表演的根扎在身体里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身体长期被视为灵魂的从属之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更是将人的本质钉在纯粹思维上，认为身体不过是一具“广延之物”。这种身心二元论，为今天用AI替代身体的想象打下地基：如果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身体只是可替换的载体，用技术手段模拟人的外貌、声音、动作，似乎顺理成章。

　　二战后，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这一传统发起挑战，提出“我就是我的身体”，拒绝将身体理解为意识的容器或工具。在他看来，活的身体不只是生理性的物质堆砌，同时是能感知、能表达、能朝向世界投射意义的“现象身体”。这一洞见恰好揭示了表演艺术的本质。演员的身体不仅是物质性的血肉（可以被测量、扫描、建模），也是承载其全部生命经验与感知能力的存在媒介（不可被数据化）。我们观看演员的表演，看见的也是其整个存在，包括童年记忆、情感创伤、他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通过身体直接在场于此时此地。梅洛-庞蒂把这种先于理性反思的、身体对世界和他者身体的原初理解称为“身体意向性”。表演的要义正在于此，演员用不可替代的身体“亲知”角色，而非用符号“描述”角色。

　　这种身体哲学在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判中获得回响。他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中指出，人类智能从根本上依赖于拥有一个活的身体及其在世间的具体生存经验。人的理解在“熟练应对”中展开，而非在无情境的规则运算中发生。就像老木匠挥动锤子，靠的是肌肉与骨骼在长年劳作中形成的身体记忆，而非脑海中的力学公式。经典AI的根本困境在于：它试图在没有任何身体经验的情况下，仅凭符号运算来模拟人类智能。但人类的感知、情感与日常理解都是“具身化”的。它植根于一个会生老病死、饥饿疲惫的身体之中。没有真实的身体，就没有真正的感知；没有感知，所谓的“智能”不过是符号的空转。

　　将这一批判用在AI演员的表演上，会让问题变得更清楚。AI可以扫描演员面部每一条肌肉的运动轨迹，深度学习动作的力学结构，但它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体。这意味着，AI在生成符合人类期待的情感视觉符号，而非“感知”表演本身；在处理关于表演的参数，而非“表达”情感。AI数字分身所缺失的，是存在论上的前提条件，而非算力尚未覆盖的技术盲区。表演的本质恰恰要求演员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一声叹息、一次脉搏的加速、一种对眼神何时落下的微妙直觉，都不是可以被切片提取的数字资产，而是生命在时间之流中即时展开的存在状态。

安德烈·巴赞的著作《电影是什么》书影。资料图片

　　表演是身体真实性的艺术见证

　　如果说哲学家揭示了身体在认知中的根本地位，那么在艺术实践领域，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与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则以各自的方式捍卫了身体真实性的不可逾越。

　　巴赞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一文中所奠定的理论，被后来学者总结为理解电影的基石概念，即索引性。电影的索引性，指影像与被摄物之间存在直接的、物理的因果关联。光线从被拍摄的身体上反射而来，穿过镜头，在胶片上烙下痕迹。这种非人力所能完全干预的物理过程，构成了电影影像的深层魔力。银幕上的表演之所以震撼我们，不仅因为演员技巧精湛，更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深信，那具充满温度的血肉之躯确实曾在特定的时空里存在过。一张对焦不准的童年老照片让我们潸然泪下，也是因为它的模糊与粗粝证明了那个孩子真的站在那里，午后的阳光真的落在他肩上。

　　AI演员恰恰从根部切断了这种索引性。数字分身的“表演”不再与任何曾在的身体、任何真实的物理时空发生关联。这些视觉符号可能从未在真实时间里发生过，却可以被嵌入任何历史背景，也可能从未承受过切肤之痛，却可以模拟痛苦痉挛。它们在视觉上或许令人惊叹，在存在论意义上却如同无根之木。巴赞当年深深忧虑的影像沦为假造的真实，正在AIGC时代变成批量生产的现实。

　　而皮娜·鲍什，这位被誉为“德国现代舞第一夫人”的编舞家，用一生见证了另一种身体真实，即被生命内在驱动的身体。她那句反复被引用的名言直击要害：“我在乎的是人为何而动，而不是如何动。”她的舞蹈剧场不要求舞者执行标准化的优美动作，而是用真实的身体去回应“什么是爱”“什么是恐惧”。身体在这里不是为了展现“完美”而存在，而是为了“真”而存在。皮娜曾邀请六十多岁的舞者登台，让观众直面松弛的皮肤、迟缓的步伐、不再柔韧的关节等岁月在肉体上留下的刻痕。这些在传统甚至算法美学中被视为必须优化的“瑕疵”，却构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因为这些粗粝的痕迹是从生命内部流淌出来的。

　　没有身体，何来共情

　　将上述思考汇到一处，AI演员带来的真正危机便清晰可见。

　　这场危机首先落在表演者身上。身体不可随意拆卸，它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根本方式。演员的肖像、声音、动作被扫描、分割、编码成数据单元，不只是版权被侵犯，更是存在论的暴力，使演员从“在世存在的身体主体”降格为“可被技术处理的物质材料”，数十年积累的生活经验、感知能力和精神修养被压缩为一行行可供调用的参数。技术试图剥离身体来模拟智能，但它所剥离掉的恰恰是人最根本的东西。

　　危机也同样落在观众身上。人与世界、与他人的联系，依靠的是“身体间交互”，也就是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之间直接的、前反思的感知与共鸣。在影院或剧场观看真人表演时，我们不只用眼睛“看”剧情，更用自己的身体“体验”对方的身体。演员在银幕上声嘶力竭或屏息凝神时，我们肌肉的微弱收缩、呼吸的节奏同频、神经末梢的战栗，都在与演员发生一场隐秘而深刻的“共情性在场”。我们能被感动，是因为那种生命的挣扎与悸动同样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之中。面对AI生成的“完美表演”，这种身体共振被彻底切断。数字分身不具备真实的内在痛感与身体厚度，观众面对的只是一个被剥离了生命经验的视觉符号外壳。长此以往，我们将逐渐丧失对真实身体表达的感知能力，自身的身体也沦为精美绝伦却空无一物的视觉符号的被动接收者。AI在制造视觉奇观的同时，也在制造一场隐秘的美学麻醉，让我们遭遇“存在的贫乏”。

　　仿真花永远不是花，并非因为它不够像，而在于它从来没有生长过。AI表演的极致追求是“像”，像人的表情、像人的语调、像人的情感表达；真人表演的本质是“是”——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世界中的真切经历与言说，就是存在本身。

　　回应这场危机，不能简单地拒斥技术，而需要守住一条人文底线。在思想层面，应当坚持一种不被算法裹挟的清醒：承认并珍视人类的脆弱、粗粝与不完美，这些正是艺术得以动人的土壤。表演不可被替代，它的根基在于“身体在世存在”的原初表达，不能被还原为信息的编码与解码，这与技术参数是否被攻克无关。在制度层面，我们不只需要建立AI生成内容的标记和追溯机制，而且需要对“数字人格权”进行明确法律保护——确保任何人的生物特征数据不被未经同意地提取、储存和使用，确保演员有权决定自己的数字分身是否被生成、在何种范围内被使用。此外，在艺术教育层面，各层级的教育工作者有义务让观众理解真人与AI表演之间的根本区别：真正的表演追求“是”的真实，而非“像”的艺术。这意味着未来艺术教育需要更加注重“具身感知”的训练，培养对真实身体表达的敏锐感知力。

　　AI演员的风波或许很快会被新的技术热点掩盖，但它留下的存在论问题不会消散。在一个可以无限生成虚拟分身的时代，我们最终需要守护的，正是算法无法穷尽的微光：那些生命在时间中辗转的真实痕迹，那种身体与世界相遇时的原初震颤，以及一个人对他者不可替代的、身体性的共情与理解。守住这具身体，或许就是守住我们在这个日益虚拟化的世界里，确认自己仍然真实地活着的那道底线。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