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作者：肖复兴（散文家，《人民文学》杂志原副主编）

　　编者按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相关书籍，是他们眺望世界的窗口。它以柔软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故事里学会勇敢、体验共情、安放好奇。在书籍中，孩子们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为未来积攒抵御风雨的勇气。

　　在又一个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本版推出一组文章，通过书籍，探讨孩子们面对“犯错”“误解”“亲人的逝去”等成长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时，如何走出阴霾、困扰与悲伤，将每一次挫折都化作成长的阶梯。

黑子陪“我”爬上城墙，世界立刻开阔了好多。

图片选自《小放牛》

　　一

　　人的漫长一生中，并不是所有的往事，都能被记住。但是，一件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至今仍让我记忆深刻。

　　小学五年级时，我私自拿了家里五元钱，到大栅栏的新华书店，买了《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宋词选》四本书。为此，屁股上挨了我爸爸一顿鞋底子的抽打。几乎前后脚，我们大院里一位刚读高一的大姐姐，偷拿了宿舍同学一个里面有几元钱的钱包，为买她一直梦想的东西。没想到的是，后果很严重，我挨了学校一个当众警告的处分，大姐姐被劳动教养了几年。

　　孩子的心理和大人的心理不一样。孩子可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一看看好久；大人不仅不会，而且会不屑一顾。心理不同，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便不同。对于孩子，心理上的受挫，哪怕很小，也有可能影响其性格，甚至一生命运的走向。

　　即使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学校布告栏里那张处分我的薄纸，纸上校长毛笔手写的签名，教室里同学们聚光灯一样落在我身上的目光，至今还能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我也记得，处分我的当晚，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胡思乱想，想到被劳动教养的大姐姐，更是寒噤不止。这两件事，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一个突如其来的处分，给我平添的不寒而栗的感觉，像一枚刺，扎在心里，始终拔不出去。那一年，我十一岁。

　　那段经历，给我的少年时代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如影子一样纠缠着我，伴随我走进了中学。我的性格变得内向，和同学没有了来往，上学去学校，放学立刻就走。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读课外书，常常独自一人跑到文化宫的图书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天黑回家。

　　初二的时候，大家开始申请入团。我没有申请，因为我想到了小学的往事，生怕别人会知道，如石压心，很是沉重。谁也不知道这一份心头的沉重，会对一个少年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严重时，我甚至想到了伤害自己。一直到升入高中，我觉得并没有人知道或在意这段经历后，才渐渐放松。但记忆犹存，总觉伤疤在身，余痛未尽。

《小放牛》 肖复兴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二

　　一晃，少年时光远去，青春悄然落幕，如今我已步入霜鬓老年。但是，这件往事，并未随时光流逝而被我忘却，还常常浮现在我脑海。虽不如当年像梦魇一般沉重压抑，却总是挥之不去。关于少时经历，我曾经将它们写进了《红脸儿》《合欢》《兄弟俩》《大姐小弟》几本小说里，却从来没有涉及这段往事。多次想动笔，将这件跟随我几近一生的往事写成个小说，但总觉得如果仅仅是照搬，写挨了处分后的心情，渴望更多人关心，没有多大意思。

　　大约在前年，我偶然读到叶圣陶老先生早年说过的一段话：“儿童的活动逾越常规，就因为他们对环境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顺着他们欲望的趋向，作为教育的入手方法，使他们如愿以偿，才是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

　　读着读着，我想起了自己的往事。无论如何，私自拿家里的钱买书，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如果按照叶圣陶老先生的看法，如果只是“逾越常规”，是“对环境（如我对书）感到新奇，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那么，给予我公之于全校的处分这样的教育方法，是不是失之简单，且过于严厉？这也许是为自己的错误开脱，但在成长的道路上，孩子犯错是普遍现象。错误有大有小，有因有果，我以为，须谨慎、有区别地对待。过于严厉的惩罚，并不是唯一的教育方法。

　　同时，我也想到了我们院里那位被劳动教养的大姐姐。除了推给警察这样更显严厉的教育方式外，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让教育者“尽力”呢？

　　叶圣陶老先生的话，为我动手将这件少年往事写成小说，增添了一些底气。它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多年压抑在心头的往事，也促使我思考在孩子、错误、教育之间，我的案例有没有一些价值与意义。我想，如果真能按照叶老所说的，师长是不是可以稍微细致一些，触摸孩子的心理，深入孩子的心灵，更好地帮助犯错误的孩子走出错误的泥沼，身心健康地成长呢？有没有可能，我的少年时代会有一些改变，大姐姐的命运也与之前不同呢？这样一来，这些往事，便不止关乎我一人，而是涉及对犯错误乃至跌倒过的孩子的教育，关乎更多孩子的成长。  

　　于是，我写了儿童小说《小放牛》。

　　三

　　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1878—1944）的《书，儿童与成人》中，有这样一段话：“儿童文学在这些年，脱离了原先的轨道。人们开始从洛克那里拿几个点子过来，再加上几个零星的卢梭的点子，混合进一点儿或者许多清教徒的情感，还有理智主义。所有这些奇怪的组合好像催化剂一样，催生出大量的作品。在世纪末的萧条萎靡中，这些书统统被摆放到了纽伯瑞荣耀的橱窗里。”

　　当然，保罗·阿扎尔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不过，我似乎读出了几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对于这样的批评，难道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者们，能无动于衷，没有一点自省吗？

　　我不想写回避矛盾、棒棒糖一般甜蜜的儿童小说，也不想写主题先行、为了“冲奖”而创作的儿童小说，更不想挤进已经拥挤不堪的“纽伯瑞的荣耀橱窗”。对于《小放牛》的写作，我想，首先要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写给读者看，这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我希望读者看到这本小说时，能想到如今孩子们仍然面临的诸如“犯错”之类的普遍课题。

　　重新梳理往事时，我注意到，当年学校给予我处分之前，没有老师找过我了解情况；之后，也没有老师帮助我，教育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处分很快撤销了，没有老师找过我，说过希望和鼓励的话。或许，他们都觉得这是响鼓重锤，需要我自行消化。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一度待业在家，当年亲笔写下处分布告的校长，亲自到我家，找到我，好心让我回母校代课以渡过难关。那时，我已经离开母校13年，他居然还记得我。

　　想起这些，我想起了布罗茨基曾经说过的话：“钟摆迟早会明白钟座加诸它的限制。钟摆无法超越四壁，然而它瞥见了外部世界。”校长和老师，都是好人。他们当年给予我处分，也许如钟摆，无法摆脱当时教育思维和理念的限制。念及此，我明白了，同样一件事，六十多年前少年的我，和六十多年后晚年的我，体味和认知是不一样的。不是往事被“简化”了，而是我变“宽泛”了，因为我瞥见了外部的世界。

　　于是这本《小放牛》，便希望能摆脱一些限制，多一些更为宽泛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在小说中，我用重彩写了“我”、曾小僧、黑子、鲍永平等孩子。对于“我”犯错误的理由，我将其变化为：为了更好地完成学校演出、想要一只更好的笛子，因此偷了家里的钱。在犯错后，演出将被鲍永平取代时，“我”有小孩的不服气、嫉妒心理，最终却在了解了鲍永平的善良宽容后，欣悦地与他成了朋友。黑子是为“我”辩护、替“我”打抱不平的孩子，曾小僧则是指出“我”的错误、让“我”面对自己不堪的诤友。面对“犯错”，“我”有过后悔、懊恼，最终在时光流逝中接纳了自己的“犯错”；面对“处分”，“我”有过不解、愤怒，最终在与师友的相处中接受了对“我”命运的安排。

　　《小放牛》也用了大量笔墨写大人。其中，处罚“我”的曲校长、“告密”的唐家老三、小鹿姐姐的妈妈梁校长，生活中实有原型，作为小说人物的模型。张老师，则是我虚构的人物，我将更多笔墨和情感，倾注在了张老师的身上：校园里，在有着象征意味的老槐树下，张老师苦口婆心地帮助我面对错误；为了“我”的处分，张老师到大院里调查，和校长据理力争，最后因年轻气盛，愤而辞职……小说努力弥补记忆中的缺失一角，扩展更广阔的地平线。这是我希望的、理想中的样子，亦即叶圣陶老先生所言：对待逾越常规、犯下过错的孩子，老师“最应当尽力”的图景吧？个人期冀，能有更多的张老师涌现，让我们的教育在这样的图景中，成为温暖的诗。

　　在写完《小放牛》后，我终于放下了我曾经最放不下的少年往事。把它放进这本小说里，或许是最好的归宿吧。它不再是一枚刺，期望它能成为一朵花。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3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