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雅典成立，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今年6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我们重新回顾交相辉映的中西文明古典时代，不断深化对中西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从中探索激发古典智慧的现代活力，为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新的启迪。

吴为山 《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 李一帅摄/光明图片

　　Ⅰ 伟大的“古典时代”

　　公元前776年，在亚欧大陆西端的地中海沿岸，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林立，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圣地举行，胜利者的花环就地取材于环绕赛场的橄榄树枝。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基本上每四年举行一次，这一周期被称为“奥林匹亚德”。古希腊各城邦原本都拥有自己的纪年法，自此，各城邦找到了统一的时间标尺。

　　此时，位于亚欧大陆另一端的黄河、淮河、汉江两岸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邦国，这些邦国实际上是周朝君主分封给诸侯们的领地，他们用烽火台传递军事信息。在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6年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至洛邑，这一年被视为东周元年。中西方在相近时间出现的纪年新起点不仅意味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更标志着中西文明迎来共同的繁荣期。

　　此前，中国在西周时期建立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礼乐体系，规范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祭祀、婚丧等礼仪，《诗经》《周易》《尚书》已形成了部分篇章，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越发成熟。古希腊人则刚从多利亚人摧毁迈锡尼文明的“黑暗时代”走出来，正处于重新觉醒的“古风时代”，古希腊诗人们开始围绕《荷马史诗》与《神谱》进行再创作，彩陶瓶画的主题从动物造型转向叙事表达，雕塑人像的面部也露出了“古风式的微笑”。西周时期与古风时代前期的中西城邦兴起，不仅使社会结构更加清晰，阶层划分也更加明确，更为中西文明酝酿了一场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精神盛宴——古典时代。

　　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这一世界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产生的精神过程。那里是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他认为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集中兴盛起来，其中就包括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德国汉学家史陶斯则围绕“中国文化”展开更为具体的表述：“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生活的前后几个世纪中，所有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妙的思想运动。”史陶斯把凝视东方的目光从同一时间轴上又移向西方，写道：“在希腊人中，泰勒斯依然活着，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以及色诺芬也纷纷登场，巴门尼德已经出生。”

　　雅斯贝尔斯所指横跨600年的“精神过程”涵盖了中国的西周末期、东周及春秋战国时代，也包括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其中，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被广泛认为是其中最鼎盛的时期，但古风时代和希腊化时代作为古典时代的前奏与尾奏，也不可或缺。

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 李一帅摄/光明图片

　　Ⅱ 中西文明中的哲与思

　　在古典时代中，中国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群贤毕至、熠熠生辉，产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古希腊则登上了“黄金时代”的舞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芝诺、欧几里得等哲学家、数学家泰斗辈出、群星闪耀，形成了雅典学派、米利都学派、逍遥学派、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等西方经典哲学思想的源泉。

　　希腊文学巨匠卡赞扎基斯曾说：“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在苏格拉底曾经讲学的地方——希腊雅典市中心的古市集遗址，中国雕塑家吴为山的雕塑作品《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矗立其间，孔子与苏格拉底并肩而立，仿佛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孔子和苏格拉底不仅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更拥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孔子儿时生活清贫，少年时力图治学，成年后创办私学，后在弟子的陪伴下周游列国，在“礼崩乐坏”之时传播儒家思想，屡屡受挫。他一生述而不作，《论语》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苏格拉底儿时也出身贫寒，少年时期立志成为有学问的人，成年后在雅典古市集上讲学论道，不少学生投其门下。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向雅典市民传播哲学思想，但最终遭遇不公平待遇。苏格拉底同样述而不作，其论述由其学生柏拉图记录在《伊安篇》《会饮篇》等对话录中。

战国早期宴乐画像杯拓片 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早期宴乐画像杯 上海博物馆藏

　　孔子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弟子因材施教，苏格拉底用诘问对话的方式引导青年自行悟道，但他们都十分重视“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中西方都有观点认为“德”可以修、可以教，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更常用“美德”，而儒家之“德”也常包含了“美”。《论语·述而》中提到，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说：“若美德是一种知识，那么它显然可教。”

　　当然，亚里士多德为苏格拉底的“道德即知识”做了脚注，他认为知识仅存在于思维之中，但道德还应该包括感性的层面。孔子也提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正是从“修德”与“克己”两个方面来“为仁”。中西思想中的“德”证明两大文明中都有对社会礼仪的重视，以及对崇高品格的追求。正如孔子所言：“德不孤，必有邻。”

　　哲学思想是古典时代的核心，但中西文明中的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等文学艺术形式也异彩纷呈，共同描绘出古典时代中西文明的辉煌画卷。

古希腊单柄坎塔罗斯赤陶杯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宙斯或波塞冬青铜雕像

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李一帅摄/光明图片

　　Ⅲ 中西文明中的诗与乐

　　不管是在中华文明还是古希腊文明中，诗歌与音乐都存在深刻的联系，两大文明中均有“诗乐同源”之说。《尚书·舜典》有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语言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皆源于好性情。”中西文艺思想中都强调诗歌、音乐之美是一种声的和谐之美，且美的价值与诗乐咏唱者的品格相关。从《诗经》与《荷马史诗》的起源，便能看出中西“诗乐同源”的发端。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大部分作品形成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500年间。《荷马史诗》是古希腊第一部文学史诗，主要整理于约公元前8世纪，与《诗经》的形成时间部分重叠。《诗经》主要诞生于今中原地区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荷马史诗》主要诞生于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及爱琴海诸岛，两部作品中“诗”的源头都来自民间传说等口头文学。

　　“诗”与“乐”从萌发起本就是同源共生的。《诗经》的形成来自“采诗”和“献诗”，《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朝的采诗之官是掌管音乐的官，官谓“瞽”或“太师”，他们来到民间收集百姓传唱的歌谣，之后集中到朝廷进行编纂，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娱乐活动。宋代学者郑樵提出：“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诗经》中的《风》《雅》《颂》对应了三种不同的音乐类型。

　　不同于《诗经》这一中国古人集体创作的成果，《荷马史诗》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编纂。《荷马史诗》中“诗”与“唱”的关系也是古典学者竞相研究的热点。18世纪德国古典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通过抄本的真伪推断，在成文抄本出现之前，《荷马史诗》就已经以口诵的方式长期存在，可以说口头唱诵是《荷马史诗》流传的本源。20世纪美国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从《荷马史诗》的“名词短语传统”判断出《荷马史诗》的缔造者是历代口诵或吟游诗人。不过，随着希腊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还可能出现佐证《荷马史诗》“诗”与“乐”关系源头的更有力证据。

　　遗憾的是，不管《诗经》和《荷马史诗》如何动听，它们都仅留下了“诗”的部分，“乐”的部分虽然更容易流传，但也更容易遗失，后人只能通过文字的描述来构建“诗乐合一”的想象。《诗经·小雅·彤弓》中描绘了周朝君主设宴赏赐有功诸侯的场景：“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诗中展现了诸侯们受赏弓矢后，宴会伊始钟鼓齐鸣的画面。《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欧迈俄斯在宫殿前驻足时说：“我看里面定有许多人正在饮宴，因为从那里传出肉香，琴声悠扬，神明们使它成为丰盛酒宴的伴侣。”这里展现了宴会上宾朋满座，欢声笑语，并伴有古希腊竖琴演奏的景象。

　　中西古典时代艺术中不乏体现“诗乐合一”的艺术品，比如战国早期的宴乐画像杯刻画了战国初期生动的宴会场景——有人敲击编钟，有人唱咏诗词，有人翩翩起舞；又如古希腊单柄坎塔罗斯赤陶杯上，绘制了9位古希腊男子弹奏古希腊竖琴、吹奏笛子，表演者手舞足蹈、饮酒者举杯庆祝的场景。

　　此外，中西文明中的诗乐关系也存在一些差异。哲学家李泽厚曾比较荀子的《乐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两者的差异在于一个强调艺术对于情感的构建和塑造作用，一个重视艺术的认识模拟功能和净化作用。但诗与乐对“立人”的教育功能却殊途同归，正如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亚里士多德论音乐育人时也引用了荷马的诗句：“华堂列坐绮筵，共听诗人清吟。”

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 湖北省博物馆藏

　　Ⅳ 中西文明中的神与兽

　　受文明起源、地理条件、历史赓续等多方因素影响，古典时代的中西方神话在精神根源、关系谱系、叙事方法、传承方式等方面各有不同，但都对各自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希腊第一部记录神话谱系的长诗是赫西俄德的《神谱》，系统梳理了古希腊诸神的起源与谱系。该书约作于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与荷马孰先孰后一直存在争论，多数观点认为《荷马史诗》受到了《神谱》的影响。中国的第一部神话总集是《山海经》，传说由大禹、伯益所作，但神话学家袁珂经考证认为，大概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其中《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成书于战国初期。另有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虽由西汉人编纂成书，但其中的屈原篇章实际完成于战国后期。

　　古希腊神话中诸神和英雄形象最大的特征便是“神人同形”，他们不仅有人的体型相貌、七情六欲，还有清晰的血缘关系，形成了完整的叙事逻辑和情感闭环。众神之王宙斯强壮威严，生育女神赫拉高贵傲气，海神波塞冬威猛暴躁，火神赫菲斯托斯勤劳重义，智慧女神雅典娜睿智冷静，美神阿佛洛狄忒优雅端庄，太阳神阿波罗理性英俊，酒神狄俄尼索斯感性迷狂——古希腊人把诸神看作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理想，因为诸神也会像人一样犯错，但他们又具备人所不具备的特殊力量。因此，古希腊人对诸神的崇拜，就是对超越自我的英雄气概的追求，以及对超越现实的神性生活的向往。

　　中国神话中的神接近于仙，是完善道德的象征，他们往往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汉书·地理志》记载：“伯益知禽兽。”传说伯益可以与禽、兽沟通，这不仅是古人对自然图腾崇拜的反映，更是以“物我混同”的方式融入自然，走向“天人合一”的追求。在中国山神中，和山山神泰逢人身虎尾，昆仑山神陆吾人面虎爪，钟山神烛龙人面蛇身，青要山神武罗人面豹纹；在海神中，四海之神禺猇、不廷胡余、弇兹、禺强大多以人面鸟身、耳挂两蛇、脚踏两蛇的形象出现。

　　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载，禹的儿子夏后启能踏双龙腾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神话中，厄琉息斯国王刻琉斯的儿子特里普托勒摩斯常驾驶一辆由双蛇拖行的带翼战车，与中国神话中“踏双蛇”“乘两龙”的形象颇为相似。古希腊神话中以“半人半兽”形象出现的有《俄狄浦斯王》中的狮身人面像，它有人头、狮身及翅膀，曾矗立在古希腊人最信奉的神谕所——德尔斐阿波罗神庙旁。

　　美学家宗白华曾写道：“‘测地形’之‘几何学’为西洋哲学之理想境。‘授民时’之‘律历’为中国哲学之根基点。中国‘本之性情，稽之度数’之音乐为哲学象征，西洋‘不懂几何学者勿进哲学之门’。”古典时代中西方艺术中的神话形象印证了宗白华的观点，古希腊古典时代的艺术创作以建筑、雕塑为主，中国同时期的艺术创作则以青铜乐器、礼器为主。

　　如今，在希腊多地都能找到纪念诸神的神庙遗址——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宙斯神庙、赫菲斯托斯神庙，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苏尼翁角的波塞冬神庙等。这些神庙基本建于古典时代，曾用于供奉诸神，也是古希腊人的精神象征。其中最有名且保存最完好的神庙之一当数帕特农神庙，它的高与宽之比接近于“黄金分割比”，完美地呈现了毕达哥拉斯“万物皆可数”的思想，堪称艺术与数学结合的杰作。

　　此外，古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也为艺术家追求人体雕塑的“黄金比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古希腊人用大理石、青铜雕刻诸神的全身像，为神庙雕刻具有代表性的场景浮雕，力求刻画出“完美的人体”，收藏于希腊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的宙斯或波塞冬青铜雕像便是其中的佳作。此时，中国的青铜器更重视体现礼乐文明。例如，从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东周青铜器铸造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杰作，编钟上6件作为支柱的钟虡铜人呈佩剑武士造型，衣着考究，双臂承托编钟横梁，铜人脚下的底座则由“与神共舞”的龙纹青铜浮雕制成。编钟上还配有蟠龙、凤首、鸟首、牛首、熊首、爬兽等纹饰，既是对中国神话形象的生动诠释，也是对远古自然图腾的传承与致敬。

　　古典时代的中西文明相得益彰、各有所长，一同书写了古典时代的绚丽篇章，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光辉灿烂的永恒遗产，更彰显了中西方共同的价值追求——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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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