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风变革与社会发展】

　　作者：阳清（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开栏的话

　　《文心雕龙》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将“文”提高到与天地并存的“永恒”地位。《易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文”的功用之大。古典文学究其根源，莫出于“六经”。《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自“六经”始，古典文学不仅是士人之事，关乎文风、学风，而且与国计民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所谓“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是也。为此，我们特辟《古代文风变革与社会发展》栏目，发掘古代作家、作品、文体、文论对当时或后世士人风气、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的种种影响。

　　屈原其人，《楚辞》其书，千百年来说者纷纭，然屈原开创骚体、《楚辞》冠绝集部的不世文功，早成定谳。从四部学术体系看，《楚辞》以一书开宗，独居集部之首，与经部“六艺”群籍比肩，足见其地位非凡。这种格局绝非偶然，实与其文体独立、文学成就卓著，尤其是文风承变之功深度契合。

　　《楚辞》被视为集部之祖，可追溯至《七略》。其肇始于《七录》，首成于《隋书·经籍志》，确定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列屈原等人之赋，《七录》“文集录”首列“楚辞部”，《隋志》“集部”首列“楚辞”，《总目》“集部”总叙则直言“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又称刘向裒集《楚辞》“是为总集之祖”。这一过程较为曲折，仍需多种助力。毕竟，《楚辞》位于集部之首，既伴随着诗文创作日益繁盛、文集数量渐积递增、文学地位不断提升，也离不开早期学者和批评家的阐发推扬。《史记》《楚辞章句》率先肯定屈子地位，《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诗品》将《楚辞》与《诗经》并列为文学之源，《文选》独设“骚”类，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唐代以来，楚辞学者立场各异，针对“屈宋”的评价言人人殊。即便《隋志》在集部首列“楚辞”，其后《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目录亦不遵此成法。故四库馆臣综括历代目录歧说，最终固化《楚辞》之定位，仍可谓功不可没。

　　《楚辞》何以被尊为集部之祖？后世学者多语焉不详。该书本属总集，却单列于集部首位，由此引发义例纠纷，章学诚、张之洞等学者都曾质疑。然细读《隋志》楚辞类小序：一是充分凸显屈原对《楚辞》的文学开创意义与流派引领作用；二是准确阐明《楚辞》对《诗经》的继承和新变，同时昭示其独特文风；三是以刘安、王逸、释道骞为例，初步梳理《楚辞》的传承脉络。又据《总目》楚辞小序：一是阐述司马迁、刘向、刘勰及《隋志》对楚辞学的重要贡献；二是解释《楚辞》作为“骚体”与尔后“赋体”有别，故能以分体文学总集单独成类；三是彰明历代楚辞学大抵以“训诂”体现其“专门之学”属性。与此印证，《郡斋读书志》“集部”亦首列“楚辞”，其总序指明《离骚》“虽诡谲不可为训，而英辨藻思，闳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以上三种目录相互映照，揭橥了《楚辞》被破格立目的学术逻辑。

　　古典目录学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其构建的学术体系并非无意为之，而是体现出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标准。从《隋志》《总目》序文看，《楚辞》被列为集部之首，除了个体文学的觉醒，诸贤对“骚人之文”的持续称颂，目录学家对“旧例”的因循遵守，其关键还是出于学术和文学的双重考量。作为专门之学，《楚辞》研究素来传承有法、自成体系，其治学路径类似《诗》《书》训诂。同为先秦文集，《楚辞》呈现出迥异于《诗经》的文学总貌，屈原以一人之创制开辟一代文体。故其与因人汇辑、随文裒录的诗文汇编不同，兼具专门家学与经典文本的双重属性。作为划时代的文学创举，屈子以其崇高人格感召后世，《楚辞》以其纯文学实践树立全新范式。在文类与文法层面，它不仅体兼《风》《雅》，而且建构“骚体”、衍生“赋体”、泽被众体。在文学内涵与文风上，它非但凭借其忠君爱国与“弘博丽雅”，达成“文质彬彬”之态，而且彰显了中国文学的本质特性。不管是专门之学，还是文学创举，《楚辞》被尊为集部之祖，实质是后人对其价值体系的认可。当“骚体”挣脱经学束缚成为文学标杆，《楚辞》遂完成从诗赋之属到文类标准的身份转变。

　　《文史通义·文集》曰：“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楚辞》应运而生，恰好处于战国文学转型与文风新变的关键节点。关于文学“通变”，《文心雕龙》标举“文辞气力”，强调“必酌于新声”，主张“参伍因革”，提出“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这一理论，恰可用于阐释《楚辞》之文风创变。郑振铎《文学大纲》云：“自战国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几乎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究其缘由，在于《楚辞》以集部之祖开宗立派，既凝塑集部文本共性，又独开集部文学新境。战国之末，北方中原四言雅诗逐渐板滞，南楚巫风歌谣自由烂漫，时代为屈原整合南北文脉提供契机，《楚辞》正是在礼乐文明衰变、地域文风交融的夹缝中破土而出，成为上古文学从经学附庸迈向独立创作的分水岭。

　　在凝塑集部共性方面，《楚辞》承嗣“诗言志”传统，却破尽《诗经》旧格，让集部文风焕然一新。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尝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大诗歌”即以“屈骚”为典型，引导中国文学步入广大精微之境，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楚辞》使中国文学从整齐划一、短篇小制、简单比兴、雅正无邪的质朴之诗，一变为自由灵动、杂用长短、独抒性灵、系统象喻、情韵隽永的纯文学范式，改变了人们对诗歌总集的传统认识，奠定了集部文学新的评判标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谓其“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切中肯綮。至于独开集部新境：一是在格调才情方面冠绝古今，凭借其尽善尽美和崇高风骨，足以令读者动色凄心。庄天合《重锓楚辞序》赞曰：“忠以致身，文以流藻，二者所难兼，而屈子兼之。故《离骚》者，忠义之肝脾，文章之林府也。”二是在抒情状物方面清晰真切，具备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正如《文心雕龙·辨骚》所云，“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三是在思维想象方面幽渺杳深、奇幻灵动，极具充沛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沈德潜《说诗晬语》谓其“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四是在意境营造方面宏阔深远、沉雄浩博，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瑰奇浪漫的神采气韵。俞王言《刻辞赋标义序》即言：“囊括宇宙，席卷阴阳，奔走风雷，飞腾云雨。星辰惟所指顾，鬼神惟所驱役。翔鸾凤雕鹗于毫耑，走蛟龙麟鹿于楮末。”要之，《楚辞》凭借其兴象之强、构思之杰、寄感之奇、运笔之妙开疆拓土，成为战国秦汉文学转变的中枢。自此，“雅颂”不再垄断文坛审美，宏大铺陈与浪漫抒情并行，集部诗文的长短句式、意象建构、抒情本位等无不脱胎于“骚体”范式。

　　自刘安《离骚传》以来，学者评价《楚辞》常参照《诗经》立论，《汉志》所云“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奠定了“风骚”同源一体的阐释框架。然而，《楚辞》既有从“赋体”上升为“骚体”的过程，亦有“诗人之赋”“骚人之赋”“词人之赋”的接受差异。而作为集部典范，关于其如何引领文风承变，后人亦褒贬各异。一谓屈骚之风与“六艺”同调，《楚辞》类同儒经。譬如王逸言《离骚》依托《五经》立义，戴震《屈原赋目录序》明言“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二谓屈骚文风优于“拟骚”和尔后赋作。譬如《汉志》讥屈后诸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三谓屈骚为绮丽文风之始作俑者。譬如裴子野《雕虫论》痛陈《三百篇》之后，诗人“思存枝叶，繁华蕴藻”“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推究“诗之六义尽矣”之由，在于“屈、宋倡之，两汉扇之”。究其原因，实乃诸家文学观念与价值立场各异，而是否将儒家文艺思想作为准绳，正是造成上述分歧的核心症结。这里，尊经崇儒者推重骚体而援骚附经，崇古黜靡者追本溯源以屈骚为正统，尚质笃实者则将文辞浮华之弊归咎屈宋。三种论断立足政教、文体、审美不同维度，印证《楚辞》影响后世文风复杂而又深远。

　　然而，《楚辞》影响历代文风承变的主要方式，在于其通过凝塑集部共性、独开集部新境而沾溉诸体，在递嬗迭代中推引中国文学开枝散叶、繁衍不绝，其拓路之功不亚于《诗经》，此为学者共持之定论。晁补之《离骚新序》认为，《离骚》“至汉而为赋，其后赋复变而为诗，又变而为杂言、长谣、问对、铭赞、操引”，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指出，“《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乐府，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楚辞》的文风承变和拓路之功，既彰显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是集部之祖跨越时代的历史余响。

　　综上，《楚辞》以集部之祖名世，其影响非囿于一体一格，而是通过开拓创新彰显文风承变之功。《楚辞》集部之祖的定位，既是对其文学创举的肯定，亦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范式标杆，也是支撑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内生动力。集部之祖与文风承变，昭示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吐纳百家的包容性与生生不息的创新性。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15日 13版）